探访无锡儿童福利院旧址 不少人将来青参加寻亲大会

文/图　半岛记者　付晓晓

每当门外树枝上喜鹊的叫声响起,邓秀英都觉得是儿子该回来了。48年前,邓秀英把最小的儿子由江苏无锡送往山东。全家七口人,吃不上饭,送走他是为了让他活命。此后半生,她念子心切,日夜煎熬。年近八旬,找回儿子成了她最大的心事。在无锡,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像邓秀英这样的寻亲者数以万计。因为当初那个决定,他们与内心的不安、愧疚终日缠斗,携带着模糊的信息和渺茫的希望,纷纷踏上寻亲之旅。

丢弃是让你活下来

牛继红称自己是“轮船码头的女儿”。1964年冬天,刚出生15天的她被父亲丢弃在当年无锡市的轮船码头上,她将那里视为重生的起点。

42岁之前,牛继红生活在河南安阳,是养母口中“上海来的孩子”。她是被养母从一节火车皮上领下来的,那是1965年4月,北方春暖花开的时候。那节火车皮里装着江南几家福利院送来的83个孩子,牛继红是其中哭声最响的那一个。

成年之后,牛继红才了解到那段历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江南遭遇饥荒、洪涝,不少婴幼儿被父母丢弃,又被送到福利院。当时,北方相对富裕的家庭到江南抱养孩子,当地民政部门也把他们分批往北方送,遍及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内蒙古。

1995年,养父母都不在人世了,牛继红开始南下寻亲。这是她的心愿,也是养母临终前给她的嘱托,“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吧,说不定他们也在找你。”当时,牛继红所掌握的关于身份的全部信息仅仅是来自上海、有一个福利院给的编号。

前十年,牛继红在上海寻亲,找福利院、登报纸、贴寻人启事,寻不到半点儿踪迹。2005年,无锡举办寻亲大会,考虑到无锡与上海离得近,她便前去碰碰运气。得知当年无锡儿童福利院有位工作人员保留了弃儿的登记资料,牛继红立即去查,竟然对上了自己的编号。谜团解开,原来她是无锡人,前十年她一直找错了地方。

保留弃儿资料的人叫余浩,1984年起在无锡儿童福利院办公室工作。1993年,从青岛来的几个寻亲者找到他,想查找自己的身份信息。那是余浩接触的第一批寻亲者。他扒开一个落满灰的角落,从里面扒出一叠叠资料,比卫生纸质量还差的稻草纸,都快烂掉了。他和寻亲者小心翼翼地把纸张翻开,一段历史和其背后无数弃儿的身世密码赫然在目。

来福利院之前,余浩在无锡乡下教了20年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弃儿的故事,他过去只是听福利院的人说起过,“没有饭吃,父母实在养不活,就把孩子从无锡周边农村送到市里。”有些孩子被人捡回家收养,有些被送到福利院。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被丢弃的孩子最多。

“都是为了让孩子活命。”逐页翻着厚厚的资料,余浩才真正触摸到那段历史。上面登记的孩子,有的才出生几天,大一些的也不过一岁,几乎全部标记着一度、二度、三度营养不良。“父母只能送走,给他们一条生路,否则就饿死在家里了。”

当时的无锡儿童福利院床位不多,每天有几十个孩子送进来,福利院无力承担,抽调工厂厂房、办公室来安置,还是不够,不得不开始往北方送。

缺了一角的家庭

虽然熬过了最苦痛的“三年困难时期”,邓秀英的生活在此后数年惨淡如昨。三儿一女先后降临,吃了上顿没下顿,个个面黄肌瘦。1970年3月,小儿子出生了,没有奶吃,只能吃稀薄的米汤,饿得连哭声都很微弱,也经常生病。邓秀英决定把他送走。

在小儿子45天大的时候,有个山东人来到无锡江阴的云亭镇,从邓秀英的怀中抱走了他。“他是个木工,有人帮忙打听了,说家里条件不错。”邓秀英记得,对方长得高大魁梧,面相端正可亲,她凭直觉认为他值得信任,便把孩子交给了他。

这个山东人要给邓秀英50块钱,她拒绝了,“我不是卖孩子”。

邓秀英把他们送到了车站,从此无锡的家里再无小儿子的一丝痕迹。没有照片,没有物件,孩子是被一块破布包着走的。只有孩子的名字,这些年里在邓秀英的脑海里反复盘旋。他叫陈国洪。

关于小儿子的记忆稀少,只有寥寥碎片,邓秀英不停回想、咀嚼,也忍不住想象他长大后的样子。“他快49岁了,小时候长得像我,现在应该和他哥哥差不多模样。他自己躺在床上,大人一走近就不哭了,抱起来就不哭了,他很懂事。”

杨春法寻找弟弟快八年了,毫无结果。1973年,弟弟杨秋法3岁,被送到山东枣庄一个家庭抚养,养父留的名字是陈洪生。去了两年之后,陈家中断了与杨家的联系,弟弟音讯全无。

弟弟被送走的时候,杨春法7岁,对当年旧事只有模糊的印象。“弟弟是我父亲从江阴去山东送的,他想看看对方家里是不是真的过得挺好,走的时候我还拦着不让。”陈家曾给杨家寄过信,也寄过弟弟的一张照片,一次搬家中,信件和照片丢了。全家人懊恼至极,对弟弟的思念再无实物的寄托,弟弟第二次从这个家庭里“消失”了。

永远缺了一角。所有送走过孩子的江南家庭,永远缺了一角。

生命有涯,在有些人的一生里,这一角可能永远补不上。刚把弟弟送走几年,杨春法的父亲去山东找过他。陈家的来信中断许久,父亲不放心。他先去了之前去过的陈家,人去楼空,又按通信地址找,找不到地方,再到陈洪生声称的工作地点枣庄煤矿去问,查无此人。

失散的孩子成了父亲的终生遗憾。三年前,父亲病危,临终前嘱托杨春法,“一定要找到你弟弟”。

我要找到你

惠山,这是令很多无锡弃儿感到亲切、也感到伤心的地方。它是原来的无锡儿童福利院所在地。从无锡市中心向西,进入惠钱路,行至现无锡市慈善总会附近,沿一侧的惠钱路二弄上坡,夹杂在居民楼里的那座粉红色小院,便是福利院旧址。

小院早已废弃不用,只有一位姓李的保安在门口守着。保安是惠山人,从小长在附近,他听家里的老人讲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惠山周边荒凉破败,这座小院孤零零地立在这里,接收着从市区各处捡回来的孩子。也是从这里,孩子们又陆续被送走。

如今,问起周边居民,几乎无人知晓这里上演过怎样的过去,甚至鲜有人知道这里曾是福利院。

牛继红在这座小院生活过将近半年,从一条毛巾就能全部裹住的孱弱新生儿长成一个哭声嘹亮的婴孩。多年后她回到福利院,站在楼前百感交集。她也找到了曾在北上途中随行照顾的保育员,那位70多岁的老人抱着她大哭,“你命大,所有孩子里就你哭得最响,喂你最多。”

清楚自己来路的弃儿,和清楚孩子去处的家庭,还有线索可循,更多寻亲者没有这份幸运。像大海捞针一样,对很多寻亲者来说,支撑他们的只有细微至极的蛛丝马迹。

李勇国从2010年开始助人寻亲,是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的会长。在协会办公室里,存放着一万多份寻亲资料,孩子找家庭,家庭找孩子,双向的悲痛在一页页A4纸上缠绕交织。

小腿上大约直径两厘米的浅棕色圆形胎记、手背有疤痕、左嘴角与右手虎口各有一颗黑痣……在一张张寻亲资料里,这些身体上的细枝末节被寻亲者凸显、放大,作为辨识双方的信号,承载着远超过它们自身价值的意义。

“弟弟腿上有个伤疤,是暖水壶里的开水烫的,不记得是左腿还是右腿了。陈家寄来的弟弟照片是一张全身照,手里拿着一个大苹果。”杨春法知道这些信息对于寻亲来说实在太无力了,但是弟弟在样貌上的标志性特征,他无法描述更多。“小时候他长得像我另一个弟弟,不知道现在还像不像了,这么多年过去了。”

接受父亲的临终嘱托之前,杨春法就已经开始寻找弟弟了。先是通过QQ寻亲群,有影儿没影儿的他都要加进去试一试,在里面发帖,然后又找到了李勇国的寻亲协会,隔三差五打探消息,有集体寻亲大会就积极去参加。他还找人制作了一个寻亲网页,把关于弟弟的全部信息和全家人想对弟弟说的话都写进去,存在手机里,到处发布,自己也天天打开看。“你是家人一辈子的牵挂”,杨春法说,里面写到的这句话代表了全家人的心声。

杨家很少有人主动提及弟弟,怕母亲受不了。弟弟的事是趴在每个人胸口上的一道隐秘的伤痕,尤其是母亲。因为一直在寻亲,杨春法需要时不时给家人汇报进展,母亲的那道疤痕反复被撕开,家人这才发现她的痛处之深。

“她总是闷在心里。讲起弟弟,她每次都讲得轻描淡写,但是好像有一口气卡在那里,压不下去,喘不上气来。”母亲今年83岁了,杨春法想在她还在世时,把弟弟带回江阴,带到她的面前。

魂牵梦萦的山东

水塘边,屋门外,树枝上,又有喜鹊在叫了。邓秀英想,远在山东的儿子快回来了吧。

邓秀英只知道儿子在山东,并不知道是哪个城市。过去的48年里,山东是让她魂牵梦萦的地方。丈夫和大儿子去山东办事的时候,她让他们去找人,茫茫人海无从找起。从江阴到山东,小儿子幼时走过的这段旅途,成为她无法跨越的距离。

李勇国是江阴周庄人,1967年出生,在他小时候,“山东”这个地名让他畏惧。幼时几个邻家小孩,先后从他身边悄悄消失了,被父母送给了山东家庭抚养。李勇国那时真的以为他们是因为不听话被抛弃了,后来才明白,父母是在给他们谋求更好的生活。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江阴送出的孩子,去往山东的最多。除了地理上的接近,一个从山东到江阴工作的地质勘探队也起到了作用,很多江阴人是通过他们了解山东、与山东家庭牵上线。

更早一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东也是江南弃儿的主要接收地。余浩说,当年的无锡儿童福利院院长是山东人,由他联手两地民政部门,往淄博、青岛、济南、潍坊、临沂送了大量弃儿,“可能送山东的最多,尤其是平度,那是院长的家乡。”

陶任福的弟弟1969年被母亲送到山东,在江南种麦时节、刚进入11月的时候。母亲是聋哑人,回来后只跟他们简单比画了一番,表示对方家附近有农场,好像叫长山农场,还有煤矿,睡的是大炕。随着母亲的去世,关于弟弟的其他一切信息都被带走。陶任福碰到山东人就打听,始终问不出头绪。

孔文革要找的也是弟弟。弟弟1969年出生在江阴霞客镇,被青岛人抱养,对方信息不详,同样无从找起,只能寄希望于双方同时寻找,在此过程中有幸重逢。

愿你过得好

2006年,牛继红在无锡与家人团聚。不算富裕的家庭在无锡最豪华的酒店大摆宴席,放鞭炮、发喜糖,按照当地嫁女儿的风俗,把她迎了回来。

“圆了梦了,十几年了。”回忆起团聚的那一刻,牛继红每每止不住地掉眼泪。她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在养父母那里,她得到了毫无保留的爱,让她前半生没有飘零之感,找回家人之后,他们也倾其所有地去爱她。

是出于愧疚吗?想到送走的这个女儿,父母心中总是无法安宁。可是牛继红从来没有对父母有过怨念,“如果他们不把我送走,我可能活不下来。”养父母供她上了大学,而她的亲生哥哥、妹妹因为家庭困难都只念到初中,她以此宽慰自己和家人,“送出去反而是享福了。”

找到是惊喜,找不到才是常态。作为志愿者,亲历过太多寻亲故事,李勇国看到的是这样的真相。

邓秀英几乎看遍了电视上的寻亲节目,盼望着能从中发现小儿子的踪迹,但是从未如愿。一点儿讯息都没有。她空望着屏幕出神,泪水常常悄无声息地流下来。这些年里,她与内心的不安、愧疚不停缠斗,反复思忖自己当年的决定是对是错。

一定要找到,这个执念牢牢盘踞在邓秀英的心头。“不为什么,就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希望身在他乡的那个孩子能过得好,这是每个寻亲者的朴素愿望。

有一个念头让杨春法备感忧虑,他担心弟弟会不会已经不在人世了。“弟弟的养父在煤矿,这是个高危职业,当年中断来信会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煤矿是可以子女接班的,如果弟弟接了班,会不会也出了意外,不然怎么会一直找不到呢?”

越是有这样的担心,杨春法越是想找到弟弟。“只是想知道一个下落。只要他好,我们就放心了,如果不好,我们可以帮帮他。一家人总是要团聚的,人总是要落叶归根的。”

10月13日,江南家庭组团将来青参加寻亲大会,寻找失散在山东各地的亲人。杨春法打算跟着寻亲团北上。他觉得只要踏入山东,就能离弟弟更近一些,希望也能多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