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学者余世存来青岛分享《中国时间中的节日智慧》 并接受半岛记者专访

文/半岛全媒体记者  黄靖斐

图/半岛全媒体记者   夏楠

2005年，一本《非常道》让“青年思想家”余世存声名大噪，他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9月13日，余世存在青岛嘉木美术馆做了《中国时间中的节日智慧》的讲座，在讲座开始前夕，他接受了半岛记者的独家专访，分享了自己对社会与人性的观察、思考，他对于文化传承的使命感让人很感动。与其说这是一次采访，不如说这是一场火花四溅的思想盛宴。

《非常道》系列改变了一代人的史观

记者：《非常道》改变了很多年轻人读历史方式，后来书又再版，还出了《非常道Ⅱ》，您觉得在当下的年轻人，应该如何领会《非常道》的精髓？

余世存：“非常道”的语录性，与后来出现的微博体风格相似，可以说开启了网络语体的先河。当年出版时，有不少书跟风，还影响了时政媒体的报道风格，有一些媒体到现在还在使用微博体的报道栏目。当然我们的《论语》和《道德经》，可以算是最早的“微博体”。能够传下来的经典作品，背后都有鲜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非常道》系列就有一种书生意气，之所以在年轻人群体中受欢迎，因为它对年轻人的史观形成了一定的冲击，让人意识到历史人物有那么丰富的一面。

当下的年轻人更应当阅读历史，《非常道》提供的线索、思想仍值得年轻一代读者参考。比如说《非常道》里对历史人物丰富性的报道，每一个历史人物既不是完美无缺的道德圣人，又不是十恶不赦的十足的坏人。有位内蒙古的读者说，《非常道》提供了一种对称性的思维，善与恶、是与非、情与欲多统一在一个个的人那里。这种对称性思维在古人那里是很普遍的；他们从小就要学对对子，就熟悉万物的对立统一，但现在大家却对此有所忽略。

此外，《非常道》的叙述语体是一个集大成，一百多年的精英们的话语风格几乎没有做什么删改汇集在这一本书里，所以读这本书也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语文修养。

记者：您从《非常道》《大民小国》到《老子传》到《时间之书》，感觉您的研究涵盖太多领域，历史、社会、哲学，又到时间，为何会有这种转变？

余世存：很多人感觉我一直在跨界，这跟我的兴趣和对社会的观察有关。比如在1998年左右，我就感觉汉语、汉字会成为一大文化现象，我劝朋友们要普及汉字知识，要研究汉语的表达，而不是听任汉语的粗鄙化、口水化。后来直到现在依然流行大语文热，说明我当初的预感有道理。我们的汉字会成为很丰富的LOGO，它就像一个富矿，很多人都可以进来开采。

2000年，我曾劝说一些历史专业学者做类似《非常道》的书，他们比我更有条件，他们没有做，所以我就自己动手，编写了《非常道》。我出版《家世》，很快社会上就出现了家风家教热。写《时间之书》也是赶巧，书送印刷厂的那天，正是中国“二十四节气”正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历史到国学，从现代到传统，我的写作看起来有点驳杂，也有很多人说我抢了不同领域专家的饭碗，但在我看来，我的工作是“启蒙”，我是启自己的蒙，我先要自己了解文化的众多方面，我才能告诉读者，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如何能够更好地安放自我。

佩服报考“北大考古”女生的选择

记者：网络时代成长的一代人获取的知识非常碎片化，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培养“大视野”的格局？

余世存：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一代人的经验，不是靠一本书就能建立起自己的史观，除了读书，我们也还要在人生社会中去寻找。有的人的史观就停留在学校教育时段，也有一些人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逐渐建构起自己更为坚实厚重的史观，更具有“大视野”。但我成长的年代，各种知识多半是短缺的，我们可以说是“吃别人嚼过的馍”，阅读也经常是别人给我们挑选的选本。

现在情况不一样，年轻人的阅读量比当年的我们要大要丰富得多，即使有网络式、碎片化的问题，但积累的知识量还是很可观的。当然，“知识易得，智慧难求”，很多知识可能百度一下就可以获取，但如何真正转化成人生的智慧，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并不悲观，很多新生代说自己生活在二次元的世界，但不管二次元、三次元，都会回到这个“元”的世界，我们仍可以对话、沟通。

记者：前段时间，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报北大考古专业引发热议，很多人认为以她的高分可以选择更热门的专业，但她选择了自己的初心，现在的她成为全国的考古所、博物馆的“团宠”……您怎么看？

余世存：所谓热门专业就是变现短平快的专业。社会上流行的看法是，有钱才可以参与现代日新月异的物质享受，很多年轻人也参与了这一变现游戏，这既是赶时髦，也来自于他们对社会的预期，就是他们如不赶紧实现财务自由就会被社会甩掉，除了追求变现他们没有安全感。其实这都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灌输的偏见。

我佩服这个女孩，佩服这些年轻人勇敢地选择跟流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这个社会在很多方面越来越丰富，但在精神个性方面却越来越同质化，很多人貌似有自己，实际上只是随波逐流。就像“飞猪理论”，人人都希望自己站在风口上，在风口上，哪怕只是猪也可以飞起来。但为什么没有人质疑说我们应该做一个人，而不是做时代风口上的猪？最可怕的是，很多年轻人被这一流行观念所裹挟，而丧失了正常的“人情人性”。作为人，不是有了房子、有了车子，就算立住了；只有通过追求自我，建立起你跟这个世界的有效联系，才算真正立住了。让自己成为真正的人，而不是飞猪一样的成功人士。山东省是教育大省，很多家长让孩子选择过“主流”的生活，考大学、考公务员，我们理解但还是希望大家留出一定的空间，给那些不太主流的人，给他们以鼓励。

各种文化都能在青岛寻找到同道

记者：您的《时间之书》被称为也有“第一部全面解读二十四节气的国民读本”，在您的书中，刚刚过去的“白露”这一节气有什么特别之处？

余世存：节气是关于时间的文化。二十四节气是活的，每一个节气都意味着自然界一些生命的结束另一些生命的开始，也意味着人间生活方式的调整。白露节气对于动植物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山珍海味中的核桃、桂圆等都是收成的时候，南方的很多省份在过了白露，就可以上山采核桃了；桂圆则过了白露就开始脱水萎缩，好像要把自己变成种子，为来年的生发做准备。对于人间生活来说，处暑过了，三伏天气结束了，孩子们该收收心了。学习的季节开始；在过去，农忙告一段落，农民趁着下一个秋收前的农闲时光把孩子送到学堂，就像现在我们说，把神兽们送到学校。

记者：您这次来青岛，对青岛有哪些印象？和读者分享哪些内容？

余世存：这次来青岛，我给读者们报告“中国传统节日的智慧”，每个节日背后都有深层的文化背景，了解传统节日的时间属性和人文习俗，会让人对传统节日会有一种亲切感或回归感。我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时，发现传统节日里有终极关怀和至高秩序。比如刚过去的七夕节，其实并非起源于牛郎织女，而是上古时代，男性为资源的抢夺流血牺牲，女性则向天“乞桥”，“乞求沟通的桥梁”，而后来延伸的“乞巧”和牛郎织女的故事，只是丰富了七夕节日的说法儿。可以说这个节日起源是一个文明如何走出资源的困局而新生的故事。所以，这个节日既可以作为情人节来过，也可以让人学习如何沟通，如何获得鹊桥走出困局。

青岛是我比较熟悉的城市。我来青岛很多次了，印象是非常宜居的北方城市，而且文化很丰厚、多元、包容，各种文化都能在这儿寻找到同道，而且能够扎根，共处。这是一个特别让人有期待的城市，它得天独厚，山海相连，它让人感觉到大都会与大自然的有机联系。这些年来，城市的建筑和规划，特别有国际大都市的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