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丨一日三餐，掘金订单，月入过万，亦有不安！来看外卖骑手的喜怒悲欢和人生风帆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吕华（署名除外）

每座城市里都会有这么一群人，为了别人的一日三餐，不舍昼夜地穿梭于大街小巷、奔波于楼宇之间。他们就像是动画《工作细胞》里的“红血球”，融入“互联网+”形成的“毛细血管”，流淌于叫作“城市”的“身体”中，为身为“细胞”的市民提供生活服务。

他们就是外卖骑手。

根据公开数据测算，目前外卖骑手从业者约有1300万人，已经占到全国人口基数的近1%。

行业诞生的这十几年间，市场几经变革与洗礼。从外卖刚起步时的第一波红利期，到大量骑手拥入的繁盛期，再到挣扎与迷茫的困顿期……外卖骑手到底缘何而来，将往何处去？诸多平台的这种操作模式又能延续多久？

我们尝试着撕去固有的标签，从个体的深入访谈，到宏观的数据分析，重新解读这一延伸到城市脉络里的“新职业”。

风口之上

在身边的骑手圈里，刘洋算是入行最早的。出生于四川省南部某小城的他，在2011年的夏天因为个人原因辍学回家，经朋友介绍到当地一家“乡村基”快餐店干起了跑腿的活计。

“那时候的跑腿，就是顾客打电话到店里订餐，等餐做好了我们再送货上门。”在刘洋的记忆里，一个人，一部“400”打头的电话，一台摩托车，就构成了外卖这一行最初的模样。

在那个互联网行业刚刚驶入高速路的年代，“乡村基”还只能靠电话外卖抢占市场；“饿了么”对在线外卖的探索才起步；美团也只是在团购大战中奋力厮杀的一名小弟……刘洋却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披星戴月”的外送之旅。

没学历、没技术，却也能拿到相当不错的薪水，对刘洋来说，这份“殊荣”是外卖给的。那时，整个小城的外卖骑手加起来不超过30人，配送距离也仅限于两公里以内，“时间自由，工作单纯，一个月干得好能赚到4000块。”相比之下，同时期普通超市售货员的平均工资不过2500元左右。

刘洋

2013年，在团购大战中幸存下来的美团开始了业务版图的迅速扩张，同年12月，美团外卖正式上线，一口气进驻国内三十几座城市。外卖市场在一夜之间从“饿了么”一家独大，变成了美团与“饿了么”分庭抗礼。

入局后的美团直接瞄准全国市场广招骑手，更意图囊括大量原本没有外卖业务的餐饮商家，如此一来，外卖市场终于不再是几个小平台的游戏，如滚雪球般迅速扩张为一个数千亿规模的超级市场。

看到外卖市场的大好前景，各大平台开始在抢占骑手与商家的“战役”中不断加码，直到如今，刘洋还对当年铺天盖地的地推记忆犹新，“刚开始的时候没几个人了解外卖，我们的单子也不多，没活时我们就出去发传单，见到人就发，天天发。”刘洋这样形容当时的场景。

在随后的几年间，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到2017年迎来一个发展的高峰，骑手数量随之暴增，王杰成了其中一个踩着风口入场的“幸运儿”。

“不需要什么技术，赚的钱却是我打零工的两倍。”2016年底，王杰从一个骑手朋友口中偶然得知：跑外卖的月收入能轻松过万！认清了自己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巨大落差之后，王杰买了一辆电瓶车，跑起了外卖。

此时的外卖市场被百度、饿了么、美团三分天下，三家巨头在抢人大战中“打”得难舍难分，第一波骑手从这场资本的战役中吃到了红利。提起当年的战绩，王杰仍然很兴奋，“各个平台活动不断，经常会有各种奖励，我们就下载好几个平台换着跑。”

刘洋和同事们一起搞活动。

对于王杰和美团来说，2017年春节一定是特别的。那一年，美团推出“春节外卖不打烊”活动，让已经收拾好行囊的王杰第一次放弃了回家过年，“春节期间的补贴和奖励是最高的，我记得大概是一周的时间吧，赚了八千多。”

大数据显示，那个春节像王杰一样坚持跑外卖的，每天能达到5万人。也正是从那时起，美团留住了大批商家和骑手，开始逐渐与其余两家拉开差距，并最终以62%的市场份额独占鳌头。

金钱永不眠，在外卖平台红包、奖励、补贴等各种形式的利益引导下，骑手的规模逐年增大。有报告显示，2019年通过“美团”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到398.7万人，“饿了么”官方网站公布的注册骑手数量为300万人。截至2020年底，已有累计超过950万名骑手通过美团实现就业增收，外卖骑手从业者约有1300万人，已经占到全国人口基数的近1%。

零工经济

新经济形态下，就业渠道日益多元化，外卖骑手作为一种新职业，成为不少年轻人择岗再就业的新选择，李辉就是其中之一。

出生于1990年的李辉来自日照莒县，2012年春天，还有一年就要大专毕业的他只身一人来到青岛，在青特集团当起了一名流水线工人。彼时正值青岛制造业企业“转方式、调结构”的转型期，只掌握了传统维修技术的李辉并没有多少职场竞争优势，意识到“月薪三千不足以支撑起他的城市梦想”，工龄不满一年便“溜之大吉”了。

7月21日，外卖骑手李辉穿行在岛城的街道上，开始了自己一天的工作。

正式走出校门，他又进入中车青岛四方机车厂干起钳工，这一次工资翻倍了，但工作时间也拉长了。“加班是常有的事，还会经常去外省出差，在那边一待就是一年。”工作到烦心时，这个异乡小伙儿跟身边人一打听，发现了自己与骑手同乡的收入差距。“我出差一个月累死累活最多能赚1万，而他们说跑外卖经常月薪过万。”

2018年底，李辉选择转行，加入骑手大军。和所有入行新手一样，刚开始送外卖的一两个月，李辉经常在城市的弯弯绕绕里摸不清方向，一天只能挣个两三百块，后来路越跑越熟，最高时一天也能赚到500块。如今一晃两年多时间，李辉已经攒了20多万家底，总算能理直气壮地将“留青买房”列入未来的人生规划之中。

李辉坦言，与传统职业相比，外卖骑手的准入门槛低、灵活性高，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讲，在职业类型、就业地区和职业规划上都具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李辉家的衣架上挂的大都是外卖工作服。

2020年初，原本应是影院最忙碌的春节档，突如其来的疫情却让影院工作者张国正暂时失去了工作的机会，深思熟虑之下，他加入美团成为了一名众包骑手。之所以选择众包，是因为众包属于兼职，工资按天结算，工作自由。

“你想什么时候接单就什么时候接单，不接单也可以，没人要求你。”在张国正眼里，这份工作是自由的，不仅体现在“接不接单”“什么时候接单”都能够自主支配，还意味着他可以随时结束或重启工作。

几个月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影院陆续恢复营业，张国正也重回工作岗位。但排片量少的时候，他依然会去做众包骑手，“影院业绩不好，我们的工资也大打折扣，有的时候想多赚点，就去兼职跑个外卖。”

对张国正而言，通过兼职骑手实现提升收入本来就是一件无心插柳的事情，而在这座城市中还有很多人跟他一样。他们既是美团骑手，也是车间工人、进城务工者、个体经营者……甚至是公司白领、小微创业者、软件工程师、企业中层管理者……

事实证明，外卖骑手并不是伴随着新业态出现突然拥入城市的，相关调查显示，80%的骑手在入职之前已经在城市拥有全职工作。转行当骑手，54.7%的人处于职业向上流动状态，22.7%的人在职业阶层变换上是平行流动，还有22.6%的人形成了向下流动的职业流动方向。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职业身份的转换也恰恰体现出了灵活就业模式下零工经济的两大特征：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身空闲资源与特长，以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美国经济学者黛安娜·马尔卡希曾在其著作《零工经济》中说道：“如果把工作世界看作一把尺子，设想它一头是传统意义上由企业提供的职业阶梯，另一头是失业，那么两头之间范围广、种类多的工作选择便是零工经济。”

换句话说，以骑手为代表的零工经济不仅是市场与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而言，又在就业多元化、家庭收入保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李辉和其他骑手在树荫下等单。

尴尬身份

“坐在格子间里敲键盘的人，就一定比骑手体面吗？”采访李辉的当天，他刚跟某写字楼里一家公司的职员吵完架，这人不是他的顾客，却是少有的可以让他情绪失控的人。

据李辉描述，当天中午他去某写字楼里送外卖，由于门口没贴门牌号，他便跟刚好路过的某公司职员问了个路，结果无缘无故引来对方一顿喝骂。“我只是向他问个路，并没有不礼貌，更没有冒犯他的意思。”李辉觉得心中委屈，又无处排解，想来想去，最后也只能将原因归结到那一身骑手服上。

“我们是跑外卖的，说出去不好听。”在交谈中，李辉不止一次这样强调。显然，骑手这个身份对他来说是自卑的，不然他不会明明已经月薪过万，却还是不敢在逢年过节时跟父老乡亲们坦白自己真实的工作，也不会觉得“去非洲务工”都比现在的工作更摆得上台面。

7月21日，外卖骑手李辉穿行在岛城的街道上，开始了自己一天的工作。

跟李辉同感的还有林硕，2019年，创业失败的林硕为还债当起了骑手，跑外卖这两年，那些在他曾经创业时的商圈里的单子，他一单都没有接过。“那里面的人差不多都认识我，看到我跑外卖，会笑话我的。”林硕觉得这样很丢人，可有时候内心又很挣扎，自己不偷不抢，靠双手和劳动赚钱，怎么就丢人了？

刚从业时李辉也会自我安慰，但当他在送餐过程中又一次被人莫名其妙斥骂时，当又一次在听到他的职业后相亲对象就说抱歉时，他也只能被迫接受：外界对骑手这个职业是有歧视的。

采访过程中，多名骑手坦陈：自己经常会有一种被别人看不起的感觉。可见，他们在社会关系中尚处于一种不被理解和尊重的位置。

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课题组曾对北京、南京、青岛、珠海四地骑手展开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显示，78.13%的骑手曾在工作中遇到心理压力，压力源分布比较散且广泛，主要包括和顾客打交道困难（38.81%），不被尊重和理解(31.34%)以及认为这份工作不安全，容易出事故（32.09%）等。

中国外卖配送服务被誉为全世界最出色，但与繁荣并存的却是从业者低到尘埃里的从业态度。先前，一篇揭露外卖平台算法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向公众赤裸裸地揭示了外卖骑手们在“准时送达”的至高法则下，如何疲于奔命，违反交规、甚至与死神赛跑，他们的时间、收入，甚至是生命安全，都被强大的“算法”牢牢控制。

如今看来，文章引起舆论轰动的同时，身为旁观者的普通人，除了道德批判似乎也别无他法。“规则不会因为一点舆论而改变，即使再不公平也总有人会继续跑，因为他们还需要养家糊口。”林硕的言下之意，有人非常需要这份工作。

林硕接到新的派送订单。

流水的兵

长期以来，外卖一直发挥着稳定就业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但随着新人的不断加入，骑手的留存率成了越来越严峻的问题。

“一般而言，除去那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大多数外卖小哥的职业生涯会在半年左右。如果单价高、订单多、管理秩序好，他们干的时间会长一点，但如果情况相反，他们干的时间绝对长不了。”有着10年骑手经验的刘洋透露，九成骑手会在一两年内离职，除去无处可去、有娃有债的中年人会留下，年轻人基本不会留在这一行。

“没有人会真正把骑手当成永久职业，这只是一个临时的过渡阶段，唯一的区别只是过渡期长短不同而已。”其他几位骑手也这样表示，他们之中竟无一人表示会在这一行长久干下去。流动与变迁，似乎成了这一行永恒的关键词。

骑手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

调查显示，全国有86.3%的骑手属于非城市户口，他们主要来自超过26个省份的农村或乡镇，早些年就跟随亲戚老乡进城务工；他们之中，初中及高中学历占77.84%。2020年，广东已经成为骑手流向的第一大省。来自河南的骑手主要流向了长三角和广东；来自四川的骑手主要流向了广东、重庆、浙江；而故乡是河北、山西的骑手则成为“北漂一族”。广西籍外出骑手几乎全部在广东；83.5%的安徽籍外出骑手都在长三角；近八成的河北籍外出骑手流向了京津地区；超过一半的江苏籍外出骑手去了上海市。

骑手们坐着等待新单。

曾经夹在“大城”与“小家”的缝隙之中，他们努力寻求财富与自我认同感，从这种意义上讲，外卖工作反而为他们搭建起了融入城市的桥梁。

刘洋在采访时告诉记者，他打算过段时间辞掉工作出去看看，“想去成都、广州或者上海，大城市总比小城市机会多。”但问他去到那边后打算从事什么工作时，刘洋陷入了沉思，许久才答道：摆地摊或者继续送外卖。他很惭愧地承认，外卖送了这些年，大部分技能早已被自己丢掉了。

协作者课题组曾在《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中指出，20.41%的骑手不清楚未来要做什么。他们虽然意识到自己不可能一辈子当骑手，但除了继续底层的打工生活，普遍缺乏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与生活目标。

灵活的就业形态为骑手们编织了一张看似富有弹性的“就业安全网”，实则并没有为他们的自由流动提供更多可能性。虽然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他们就业的形式，但是本质上他们仍然是传统的体力劳动在现代社会的延伸。

骑手们不是被困在系统里，而是困在了自己的职业里。

正如同行的一位记者所总结：“产生黏性”才是这个职业最可怕的地方。（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

外卖VS制造业，谁是赢家？

不可否认，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职业正在重塑着当前社会的就业格局。

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在做骑手之前，更多的人来自于制造业工厂，占比24.78%。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更是加剧了这种劳动力产业之间的移动。数据显示，2020年2月到4月，美团和饿了么两大平台，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来自制造业工人。

制造业工人转行送外卖，成了产业结构发展变化和产业自身转型升级的一大趋势。而在这种趋势的背后，制造业的发展又是怎样的一副图景？

出走工厂

“年轻人都不愿进工厂了，他们宁愿去跑滴滴、送外卖。”连续一个多月，秦海峰发布的招聘启事几乎无人问津。为了尽快招到合适的操作工，他已经将薪资连续提升了三次，但仍然收效甚微。“从4000元提到了6000元，没办法再提高了，制造业哪有那么多的利润？”

秦海峰是青岛一家家居生产企业的人力主管，进入7月份以来，他们一直在招聘可以按照工艺要求对板材进行切割、封边、归类、包装等一系列操作的操作工。按照他原本的计划，此次招聘人数应该在10到20人之间，然而8月就要来了，这份7月的KPI离梦想成真还显得道阻且长。

“厂里没年轻人，有经验的老工人也正在逐渐老龄化，超过45岁就没有几个人愿意继续留在工厂了。”最近两年，陆续有老工人跟秦海峰提出辞职，去年受疫情影响，又有一大批工人告老还乡，秦海峰清点了一下，最初六十多人的车间如今只剩下三十几人，年龄都在35岁以上。

一面是高离职率的老工人，一面是招不到的年轻人，腹背受敌的秦海峰放弃了抢工，颇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他坦言，不论是加薪还是提高福利待遇，抢工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司的运营成本，工厂毛利率往往会越来越低，因此很多订单正在被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和非洲工厂抢占。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2021年第一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榜”，榜单显示，中国制造业人才短缺。缺到什么程度呢？100个缺工职业中，有42个职业属于制造业或与制造业相关联。新晋排行榜的30个缺工职业中，有20个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为66.7%。

此前，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当前国内制造业的困境，就是年轻人都不愿意进工厂，年轻人不能老是去送外卖。”

但事实证明，年轻人确实很喜欢送外卖。

根据美团和饿了么公布的骑手数据，从去年2月10日到4月10日，短短两个月内，美团新增骑手33.6万人，饿了么新增骑手24.4万人，两个外卖平台总共新增58万人。而这58万人当中，制造业工人占比40%。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进步，劳动力必然会从传统行业向新兴行业转移。”前华为全球招聘总负责人、资深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冉涛更愿意用“职业流动”来解释这种现象，“放大一步讲，这是新旧行业的更替、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结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必然的规律。”

骑手接到单准备去送餐。

工资和自由

为什么年轻人不喜欢进工厂，反而喜欢送外卖呢？这个问题，需要先从工人自身的角度去探讨。

“工厂环境脏乱差，月均工资只有六千，还老是没活干，没活干的时候就放假，有时候一放就是几个月。”已经在外卖行业两年多的李辉对当年的工厂经历记忆犹新，工厂放假时，他每月只能领到2000元的底薪，这工资水平跟七八千元的骑手工作相比，差距明显。

李辉是个自由随性的人，但再怎么追求自由，进了工厂就得遵守工厂的规矩，一切都有上面的领导管着，而跑外卖，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什么时候跑，跑多久都没有人管”。

陶磊对此也深有体会，在工厂干过3年组装工的他，感觉当年的自己就像一颗螺丝，12个小时紧紧拧在车间，重复着机械的动作，单调而乏味。“动辄加班加点干活，连基本的休息都保障不了，加班费更是少得可怜，累成狗也发不了财。”

前年，处在谈婚论嫁年龄的陶磊被家里人安排了一次相亲，女孩很不错，但陶磊经常跟女孩约会的时间都抽不出来，两人的感情在坚持了一段时间后不了了之。

从更深一层讲，这与制造业本身的特点也脱不了干系。

对于李辉和陶磊的吐槽，张正民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张正民是青岛正望钢水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正望）的董事长，在他眼中，制造业跟服务业相比，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更高门槛和更多耐心的行业。

“缝纫工必须先学会使用缝纫机，操作工必须先学会使用车床，不然怎么工作？这些技能需要工厂根据岗位的需求进行特殊培训，耗上的是工人与工厂的时间成本，但是服务业却很少需要这样的培训。”在张正民看来，两个行业最大的差别在于制造业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都不灵活，“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一个环境脏乱差、工资少、待遇低，关键是处处被领导管束的地方，谁会喜欢待下去？”

而现实数据也有力地佐证了他的观点，根据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发布的《骑手生存与发展报告》显示，工作时间自由、门槛低和收入高是吸引骑手入行的三大因素，分别占比81.92%、51.31%和34.69%。这三点优势，也恰恰是传统制造业所缺乏的。

这也与冉涛的说法不谋而合，“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制造业发达，进工厂当工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这样想了，因为时代在改变，需求也在改变。”

淘汰人力？

对制造业本身来说，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是客观必然趋势，也是行业升级、提质增效的必然过程。

“按照制造业的发展规律，下一步就是淘汰人力，全部使用机器的时代了。”对此，管理了近30年老牌制造业企业的张正民显得很淡定，“制造业的发展到了一个优胜劣汰的时代，比得就是适者生存，有规模、有人才、有机器的自然胜算会比较大一些。”

张正民始终认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科技进步的目的就是发展自动化、数字化，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用科技创新来填补制造业产业链下劳动力的流失，这也是产业升级的重要体现。

早在2015年，外卖服务业还没有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已在传统制造业创业22载的张正民就带着手下100多名研发人员成立了百辐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现了制造业企业拥抱数字化的第一步。

按照张正民当时的设想，公司研发的第一个智能监控系统“Himes智能制造管理平台”，将成为正望生产时摒弃人工、进入数字化的第一步。Himes，“Hi”象征着主动拥抱，“mes”作为智能制造的代表性系统。“Himes”寓意公司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去拥抱未来工业互联网的世界。

“一直以来，我们工厂在生产耐火材料时所需要监测的数据都是工人师傅人工监测记录的，但单凭人脑的效率终究有限。”2019年，Himes智能制造管理平台的数据采集和生产监控功能正式投入使用，服务于正望工厂的生产管理、质量管理、设备管理、生产物理和制程防呆等多个领域。

然而，正望的“无人工厂”只是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布局自动化生产给企业带来的红利，除了体现在对一些不可控因素的控制上，更体现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上。

作为制造业目前自动化最高水准的“关灯工厂”，是众多制造企业转型的终极目标和榜样。

关灯工厂，即工厂关灯之后，即使在没有人工的操作下，生产线仍旧能7×24小时高负荷稳定有序运转，继续不间断进行量产。以富士康旗下某关灯工厂为例，整体项目完成后，其生产效率提高30%，节省280人，人力节省88%，效益提升2.5倍。

＞＞观点＜＜

“液态”社会

社会学家鲍曼认为，当今社会最主要的特质就是“液态”。以前强调固态静止的空间占据，现在是流动轻盈的链接至上；旧有的大工厂式、持久耐用的商品被摒弃，现在创造利润的是轻薄短小、可高速流动的商品及服务。

在后现代社会，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在移动，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思想上，已经没有人认为自己在某地永远停留是一个可能的前景。

流动的“共同体”

互联网催生出高效率的外卖行业，“流动”成为这一行业显著的代名词。

在中山大学教授姬广绪看来，外卖小哥是“液态”社会里的“共同体”。在鲍曼的“液态”社会中，“共同体”是一个尤为重要的概念。液态社会理论中所要着力讨论的“共同体”，和我们以往所讨论的，用来界定其存在的共同的历史、共同的习俗、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教育的“共同体”不同，前者更加看重其灵巧轻便、多态建构的特性，更加强调通过努力实现和获得的团结与认同。

外卖小哥群体在疫情期间迅速增长，也恰恰反应了他们在鲍曼所说的这种“共同体”中的表现。

       他们一起分享“快递小哥”这个名称，因为他们同属一个“共同体”。疫情肆虐下，他们游走于空荡的街头，用一个个外卖连接起了被区隔的空间和人群，最后用自我生长的顽强力量推动了这个群体在国家层面被接纳和认可——

2月25日，人社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网约配送员”等16个新职业信息。这意味着“外卖小哥”从此有了官方名称，正式进入国家职业大典。3月9日，来自中通快递北京厂洼路网点的李杰参加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介绍一线快递员的工作情况。

“外卖小哥”只是疫情中无数个“共同体”的代表，这样一个群体的付出和努力，对整个社会有机体在非正常时期的存续和相对稳定有重要作用，这也是一种值得称颂和敬畏的“正义”。

“游牧式”工作

对于外卖或者快递这个行业，广州市团校的冯英子、何艳棠更愿意用“游牧式”的工作状态来定义。

冯英子和何艳棠认为，鲍曼所描述的流动现代性的劳资关系、工作形态在外卖/快递行业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多元、快速、变化、流动”都是外卖/快递行业的显著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形塑着行业内青年的工作、生活和心态。扁平化的行政管理模式、松散化的人事制度让快递/外卖小哥更容易地进行职业流动。流动性下的资本与骑手之间的契约松散化，让骑手轻装简行，可以随时停下脚步，也可以随时离开。

但更加扁平化管理的行业革新也带来了突出的问题，不同类型外卖/快递青年的流动程度、工作满意度差异显著，直营型快递企业的员工往往显得更有组织向心力、凝聚力，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超过70%，而加盟型企业里的快递小哥“游牧”特点更加凸显，造成人员流动速度加快，对工作的满意度更低。

冯英子和何艳棠认为，这种“游牧式”的工作状态包含工作方式、人员岗位和工作心态的流动性。

他们认为，外卖/快递小哥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之间，就像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社区网格正如他们的“草原”，快递包裹就像“牧群”。快递/外卖行业为初入城市的青年提供临时性工作，也为处于事业空窗期和生活困难期的青年人提供了过渡平台，尤其是疫情当下，许多青年选择临时性做快递、外卖的工作来保障生活。虽然这份工作能提供过渡性的就业支持，但也缺乏稳定性。其次，工作方式的流动性也造成了工作心态的流动性，很多外卖/快递小哥将灵活（28.2%）、工作自由（27.6%）和工作内容不枯燥（14.6%）看作是择业的主要因素。

“地铁式”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文珺的关注点在青年外卖骑手的地域流动。在高文珺看来，大部分外卖骑手在本省或者本市工作，区域流动比例不是很高，这表明外卖骑手作为一种新职业，对就业的地域要求较少，在各地都有就业机会，而这种社会流动模式符合机会多、但距离短的“地铁模式”特征。

所谓地铁模式是指机会多但距离短的社会流动，而与之相对应的还有“高铁模式”，主要指机会少、长距离、跳跃式的社会流动。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流动从“高铁模式”逐步向“地铁模式”转变，并将成为一种常态。

高文珺深入分析了骑手的地域流动特点，发现骑手的地域流动与其个人特征存在关联。

首先从薪资上，工作地域发生流动的骑手，平均月收入普遍高于没有流动的骑手。具体而言，跨省工作的骑手收入高于省内工作的骑手，跨市工作的骑手收入高于市内工作的骑手。进一步讲，即使骑手还在省内工作，跨市工作的时候平均月收入也要高于在本市工作。对此，高文珺表示，这可能是因为骑手跨地域工作的原因之一。

当骑手的家乡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时候，其更可能跨省或跨市寻求就业机会。此外，年轻骑手、年纪较大的骑手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骑手相对更可能跨地域寻求工作机会。究其原因，高文珺表示，可能的原因是这些骑手在本地工作选择机会相对较少，因此需外出扩大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