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正在逐渐演变为其父辈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实力的竞争。一些大学毕业生凭借父辈的资源与动作，轻而易举占了令人羡慕的职位，而那些来自农村或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却屡屡求职失利。在就业重压下渐渐呈现的“代际效应”，正在挑战着就业制度的公平性。（8月1日《齐鲁晚报》）
以前人们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这句话则变成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一个大学生即便才学平平，但只要他的“好爸爸”有足够的权力和财力，就可以为他争取到一个地位高、收入高的职位。应当认识到，就业的“代际效应”本质上是一种就业腐败，是腐败在就业问题上的突出体现。
要保障大学生的就业公平，人们很自然会想到法律的力量。目前，我们的现行法律对单位招录人员还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单位都具有自主用人的权力，这客观上为用人腐败留下了空间。因此，当一个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遭遇不公平竞争，他即便鼓起勇气提起诉讼，也很难得到法律救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追求就业公平方面无所作为。假设一个大学生向某单位求职最终失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该单位在招录人员上存在虚假招考、权权交易或权钱交易等问题，那么，这个大学生就应该勇敢地举报，有关部门也应该积极介入，从多方面为遭遇不公平竞争的大学生提供帮助和救济。毕竟，多曝光一些虚假招考事件，有关部门多查处一些“好爸爸”们的权权交易或权钱交易，那些企图利用权势财势为子女求职施加特殊影响的人就会多一份畏惧。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持续低迷，时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的儿子普雷斯科特·里根也成为一名失业者。里根总统或许也希望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儿子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但在公众的监督下，这件事谈何容易？如果我们有公职人员子女就业状况申报制度，以此提高公职人员子女就业状况的透明度，将公职人员子女的上学、就业等事项置于社会舆论的监督之下，那些“好爸爸”们再要为子女的美好前程而大搞就业腐败，恐怕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得心应手了。 潘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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