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想斌
4月8日早上，西安一所中学正在举行升旗仪式，17岁的高二男生小丁在台上演讲时，突然向一名女生表白：“我就是喜欢她，要对她的未来负责……”全场肃静一分钟后，掌声雷动。校方表示，会适度处理，但不会很严重，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和压力。(4月10日《华商报》) 很多人赞扬这名男孩，他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情感；也有很多人说，情感虽然真挚，但方式和场合不恰当。当地媒体《华商报》在头版报道这件事情时使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孩子，这没什么大不了。
是的，青春期的感情总是这么懵懂甚至还有点冲动，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尽管在很多人看来场合不对，但面对
国旗说出“我爱你”，这该是多么真情与伟大的表白。幸好，学校事后给孩子以宽容，让这名男孩、让整个社会通过此事意识到，教育就应该成就最本质的人性，让学生学会如何去爱，而不是压制学生表达爱。
小丁的这种轰轰烈烈的表白，击中了所有人的青春期，让很多人蓦然重回青春时光，再次触碰与回忆那些年错过的、遗憾的、辜负的种种美好，当然也包括爱情。追求爱情，就像追求美、追求光明以及追求真理一样，根本上是人的天性，没有任何可指摘的地方。17岁的小丁只不过有些莽撞和孩子气，但如果我们可以原谅当初自己的莽撞和孩子气，就没有理由过于责备今天的他。
去年此时，江苏省启东市汇龙中学一位名叫江成博的高二学生，同样在国旗下例行演讲时，更改了老师预先准备的演讲稿，换成了抨击高考制度等内容，事后，该校领导表示，学校认为这名同学的演讲“言论不当，用词过激”，已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国旗之下，为何就不能说出对现实的批判，而只能表达宏大叙事下的感恩？国旗之下，为何就不能追求个体爱的自由，而只能表达对集体主义的崇尚？无论是国旗之下表白的男孩，还是国旗之下抨击教育制度的男孩，从他们换稿的勇气和慷慨陈词的身影中，我们多少还是看到了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样子。尽管百年前“少年中国说”更多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精神圣餐，但如今其现实意义仍旧振聋发聩：孩子是国之未来，今天给予孩子什么，将来孩子就会还给这个社会什么；今天给予孩子多少，将来孩子就会还给这个社会多少；今天以何种文明状态教育孩子，将来孩子就以何种文明状态矗立于世。
但国旗之下表白与抨击高考制度所拥有的一个雷同细节说明，当下的教育现实与我们希冀的教育并不相符。两所不同地方的学校，两个同样有勇气的男孩，都遭逢演讲前老师提前修改把关讲话稿。学校自认为这是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可“爱护”学生竟然必须以限制表达自由为代价。这是一个何等荒诞离奇的逻辑？国旗之下的表白与演讲，让我们反思说真话与表达真爱的自由何以如此稀缺？那一片净土的校园里，人无自由不成其为人，教育无自由不成其为教育。今日若不能给孩子们一个说真话的机会和环境，不能给孩子们一个表达爱的空间和追求精神自由的氛围，明日如何叫他们还社会一个有尊严的未来？
李大钊有句话说得好，“我们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于是，无论是表白的小丁同学，还是国旗下抨击教育的江成博同学，在充满谎言和呆板教学的生活中，不过是想寻回“人”的立场和尊严。
世界的未来会怎样，答案就在于我们今天给予像小丁和江成博这样的同学一个怎样的世界。谎言已走遍了半个世界，真话才刚刚动身。唯愿国旗下的真话与爱的表达能够孕育出一个个有尊严的未来，唯愿爱的自由与说真话成为教育的习惯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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