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关于赋予
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一条引起了为数众多的农民朋友关心。13日，记者专访了山东省人口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崔树义，针对全会提出的
城乡一体化进行了解读。专家认为，该公报核心内容有很多可做探讨的地方，首先指出
户籍制度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所在；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农民的土地和房屋权利落到实处，让农民上楼只是形式；农产品收益的提高刻不容缓，这需要政府、流通领域多方面努力；关于公共配置的市场均等化，也要在有形资产上帮扶农村。
“萝卜宁可扔了也不卖” 崔树义认为，公报这一段话的落脚点就是“有效增加农民财产”，而跟增加农民财产直接相关的 ，就是农产品效益。他首先举了一个自己的切身例子。“我老家聊城，六七年前家里还种了大白萝卜，那年的萝卜丰收了。”他说，由于现在人均耕种田越来越少，农民种菜只种一亩半亩，他家产了千斤左右。
然而大批量的丰收却带来了萝卜贬值的效应。他回忆说，当时地头的萝卜批发价格才一二分钱一斤，如果费很大力气刨出来、装运，然后拉到批发市场上给别人收购，算一算农民的收益只有可怜的 10元钱。“光是卫生费就要交5块钱，然后还要交各种其他费用，挣的钱根本不够扣的，于是家家户户都宁可把萝卜放到地里烂掉，也不去卖。”崔树义说，新闻上经常说牛奶倒进河里、白菜烂在地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农产品收益过低。“但是城市中买菜却并不感觉便宜，如果白菜是6角钱一斤，地头价也就一角多，农民挣不到什么钱，往往是流通环节抬高了菜价。”他从这一事例说明，提高农产品收益刻不容缓，需要政府、市场多方努力，而这次提出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无疑蕴含了很多经济政治理论。
城市急需“反哺”农村 崔树义说，“有人用‘反哺’这个词来形容这一改革，因为过去这么多年一直是农村在帮助城市，实际上是对农民付出成果的一种剥削，也可以说是对农村资源的掠夺。过去咱们讲‘三大差距’，就是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距，有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是‘城市是发达国家，农村是第三世界’。”
“现在农民光靠粮食是很困难的。”他说，虽然国家每年都在小幅度地提高农产品价格，和CPI增长相比还是有差距，所以作用不明显，农民种粮食的收益越来越低。对于这种情况，就要有效增加农民的财产，让农民也享受改革发展的红利。”崔树义说，无论是让农民进城也好，或者是采取其他补偿措施也好，只有有效地增加农民财产，才能让农民真真正正得到实惠，这样才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现有户籍制度要改革 “城乡二元结构是非常不合理的，在世界上也很少见，为什么城乡差距这样大？从各种分析来看，这种差距的造成实际上是人为的 ，根本性的就是我们现行的户籍制度。”他说，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是没有这种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的 ，到后来因为粮食不够吃等原因，才进行了人为划分。“我觉得政府在出台这个政策的时候，不一定想要这么长时间把它坚持下来，但后来这个制度是越来越缜密，越来越严格，就完全分为这两个部分了。”
他说，过去农民要进城、有个城市户口是很难的，因为拥有城市户口相当于能吃国粮。后来部分地区发展中小城市，好多地方农民争着花钱变成城市户口，“但农民真正买了户口进城的时候，发现什么都没有了，国家也不给安排工作了，想要再回去，又发现土地也没有了。”崔树义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描述现在的城乡户籍政策，那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刘姥姥在大观园外面看到里面花繁叶茂，漂亮得很，想进看门的不让进，后来花落了，什么景色也没有了，看门人开始卖门票了。农民都觉得没去过，很新鲜，买了票进去后发现什么都没看到，那就再出来吧，结果外面的人说，你不能回来了，回来要拿钱。”他说，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在户籍政策上必须下大工夫，让城乡户口感受无差别、各有各的好才能真正实现一体化。
城镇化不是要让农民上楼 城镇化中涉及到很多“农民上楼”的例子，崔树义认为是不合理的。他指出，生产方式没有改变，只有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有所改变的农村城镇化只是形式。“农村城镇化不一定是要全部住楼，国外的发达国家，从外表一看，和咱们的农村一样，甚至不如咱们的农村，连楼都没有，全都是平房，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全都和城市一样。外表来看，他们或许没有城镇化，实质上是已经城镇化了。”
他认为，农村有自己的特点，让农民实现城镇化，首先要改变生产方式，其次才是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我去过很多农村调研，发现农民被迫上楼，但是他放的羊、种的粮食都没地方搁了，宽敞的大平房也变成了商品房，农民会很不习惯。”
他说，现在很多农民土地被征用，只好进城务工，虽然增加了收入，但是对农民来说，他们的财产权就是土地的权益。“解放以后土地不再属于个人，只有承包经营权，也就是说土地全归国家或集体所有，有偿划拨的土地价格远远低于城市的土地价格，如果被征用，看起来是不用你种地还给你钱，但是农民手里没地可种，找不到工作就得挨饿，对农民的心理上也是一种考验。”他说，最早的时候城市里社会保障首先发展起来，那时候为什么不给农村搞社会保障？就是因为农民有土地保障，而现在很多农民并没有土地，因此要想有效增加农民的财产，土地所有权是很大的一个方面可探讨的地方。
加大投入帮助农村发展 推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实质上也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崔树义说，“公共资源有很多，包括教育、医疗之类的。这就意味着，国家下一步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从有形资源上去支持帮助农村的发展。”他说，前几年大家伙说的“服务均等化”实际上指的是无形的资源，而今提出的均等化或许会更偏重有形资源。
除此之外，“以城带乡”涉及到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农民工真正市民化，“我想这个财产权是不是也包括让农民在城里能买得起房，为他们提供更多方便。”他说，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两样财产权利一是土地权，二是房屋所有权。如果是农民工无地要进城，需要在城市中有自己的房子，居有定所，而不是永远租住，这样才能慢慢融入城市社会，“如果让农民工只是住在出租屋里，或者集体宿舍，永远没办法实现市民化。因为他们交往的圈子还是那些圈子，谈论的都是农村的事情，没有办法融入城市。”
他认为，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各项社会事业需要及时跟进，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更加迫切需要得到落实。一方面，国内城市化进度不断加快；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一系列土地置换、农民上楼、农业机械化推广等政策实施，加大了农民工的供给量。如果想要利用好这股“有生力量”，城市需要真正接纳流动人口，把他们融合到城市“社会”中来。这需要城市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政策上一视同仁，同时也应该将住房、教育等问题纳入考量。本报记者郭玉华 实习生 杨扬 胡颖
山东省人口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崔树义。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江海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