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木须虫
11月20日，河南省鹿邑县法院，武文英涉嫌故意杀人被审。去年2月，她把农药瓶递给脑瘫双胞胎儿子，致二子死亡。“如果能给她判缓，啥活都扔下，咱全村老小都去。”在武文英的家乡，编草帽鞭的女人和留守老人议论着。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作为母亲谁又忍心杀死自己的孩子，尽管他们是一对脑瘫患者双胞胎，但毕竟也是自己的血肉，为之倾注了全部爱心。这样的爱又通常置之于生不如死的境地，抛开生活的拖累不说，没有任何希望的延续，一点一点的蚕食掉她作为母亲的信心。善恶只在一念之间，更何况绝望之下，死是最好解脱的信念，已经模糊了恶的界线。
类似的案例不少，影响最大的当属广东东莞韩群凤溺死脑瘫双胞胎案，2011年6月围绕该案的审判，曾引发一场情与法的思考。河南鹿邑武文英案，几乎是韩群凤案的翻版，都是杀死脑瘫的双胞胎，连村人的集体同情几乎都惊人的一致。再远一点，2007年12月27日，西峡县农妇李成会用毒药将6岁的脑瘫女儿毒死；2008年3月22日，四川开江县潘启华用刀将深受病魔折磨的妻子杀死。这些案件，都无一例外地顺应民意，对杀人者给予了从轻发落，为生活的悲剧注入了些许人间的温情。
前有的判例会让武文英案的裁决变得相对容易。然而，从韩群凤到武文英，一样的悲剧被机械地复制，她们杀亲早已无关善恶，只是家庭成员因疾或因病，造成的长期压力，导致精神崩溃之下的异常之举。从这个角度来讲，超过常人的生活压力与诱发犯罪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只要类似于武文英这样的特殊家庭继续存在，这样的悲剧依然不可避免地发生，毕竟社会个体抗压的阀值，还有其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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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杀亲”并非一个
家庭的悲剧，虽然家庭成员因疾或者因病造成生活困难，只是社会个体的问题，但是当这个压力超过了难以承受的范围，就转化成了社会问题。关注与同情韩群凤、武文英并不能掩盖过往对这些群体关爱的缺失。以武文英案为例，兄弟俩每月仅有的待遇是共60元的低保，即便频频见诸报端，也没走进当地部分相关部门的救助体系之内，足见政府救济机制的薄弱以及关联政策的割裂。
如果社会能多一些救助体系，对他们的困难给予必须的帮助，对其家庭成员的疾病给予有效的治疗，及时给他们心理干预和疏导，纾解绝望情绪，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无奈杀亲”需要的不仅仅是情与法的平衡与宽容，更需要社会的集体救赎，防止下一个“韩群凤”“武文英”的再出现，才是终极目的。社会应当畅通弱势群体的救助渠道，在政府的主导下，形成公共保障、公共救济与公益救助三位一体的救助机制，让脑瘫群体及其家庭及时得到不同层次的保护，为生命共有的尊严，筑起一道情感的大堤，释放出同类相怜的共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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