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子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让刘老汉几乎挪不动脚。看着越走越远的棺木，孩子走了“医院也做了赔偿”可他心里的疑团却一直未解，谁能明白地告诉他，孩子到底是怎么走的？从最初的救助到悲剧的发生，巨大的落差让原本的感恩变成质疑甚至责怪。虽有了一份协商的赔偿协议，但白纸黑字的背后却是双方仍在持续的相互抱怨。这是近日发生在青岛某医院的一出医疗纠纷。因为缺第三方调解平台，矛盾缺少缓冲，看似解决了的问题仍埋藏着许多怨怒。
对于医患双方都迫切期盼成立的第三方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在青岛其实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或许从2010年就应该存在的它，却至今未能启动。“出力不一定讨好，这个活真是很少人愿意干。”即墨、开发区是本市先尝鲜成立医调委的两个区市，但两个区
市医调委的负责人异口同声给记者这样说。
现实 没人赢的纠纷，从“亲人”变成“敌人” 今年60多岁的刘老汉是日照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唯一的儿子前几年查出患有重大疾病，几年治疗只是暂缓了病情却没能治愈 。上个月儿子在家中再次突然发病，家人陪着来青求医 ，治疗的过程一波三折。第一次手术后医生说手术成功，一家人大喜。可当家人还没从这高兴劲缓过来的时候，儿子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医院接连两次进行紧急手术 ，也没能抢回一命。从大喜到大悲巨大的情感落差让一家人一时无法接受。对于重症监护室里发生了什么他们不是很懂，但他们想弄明白，为什么手术宣布成功了人却走了？手术前医院言语中的承诺没有兑现，想要个说法专家们却为何选择了避而不见？
对于这例病例，院方也有一肚子委屈。医院一位负责人说，为了救治这名患者，科室几乎所有的专家齐上阵，了解到患者家庭贫困还发动捐款。第一次手术确实是成功的，但是因为患者病情严重，术后出现病发症，虽然医院对此进行了能做的所有抢救工作。可悲剧还是发生了 。让医生同样难以接受的是，当他们站在手术台连续经过十多个小时抢救后，出来要面对的却是追问、质疑甚至责怪。“医疗技术发展到今天还远没有达到包治百病的程度，医生也不是神仙可以起死回生，但我们的患者家属往往接受不了手术失败，即便他们已经签了手术同意书，了解了手术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医院负责人无奈地说，患者可以走医疗鉴定，可患者不同意，集结亲属到医院讨说法。
刘老汉说，听到孩子出事后家里人赶到医院，但他们从没想过要闹事。“走医疗事故鉴定我们不知道怎么弄，出了事医院一推，让我们自己去找，这态度我们接受不了。”
僵持对双方都是败局，双方最终协商达成了一份协议。虽然纠纷看似解决，但埋在心里的怨气对本就紧张的医患关系无疑又是一次伤害。
急需 医患之间急需一个矛盾“缓冲带” 像刘老汉遭遇的医患纠纷只是众多医疗纠纷中的一例。近几年，接连发生了多起震惊全国的医疗事件，虽然其中还有多起事件都未有定论，但是对于医患关系的影响早已造成。
去年5月，贵阳一名两岁先天性心脏病女童在贵州省人民医院接受手术后次日死亡 。女童家属报警，调取ICU 病房的监控视频得知小孩死前遭到护士猛扇耳光；还有“新生婴儿保温箱烤死”、缝肛门等等事件的发生，虽然事情有的还没有定论，但是每次事件曝出后，都引发了网上对于医院、医生言辞激烈的谩骂。
这种对医院、医生的不满情绪也引发了多起恶性伤医事件，其中最轰动的是去年10月浙江省温岭市的患者杀医案。事发后，医院数百名医护人员自发组织抗议，中国医师协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卫生法学会联合发表声明，呼吁全医疗行业、全社会动员起来，对“医疗暴力零容忍”。接连发生的恶性伤医案让医务从业者抱怨声也很大。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对医疗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而医疗技术发展又难以匹配的眼下，医患纠纷的产生不可避免。产生医患纠纷时，无论是一边倒的责骂医生，还是声讨患者和家属，对于解决纠纷都没有帮助。”青岛某三甲医院的副院长给记者说，基于维稳要求有的部门在医患纠纷发生后，就要求医疗机构尽快赔钱了事。这种“和稀泥”的做法无法真正解决医患纠纷，反而使得医患互相猜忌和敌视，助长不正之风。
“现在急需一个第三方调解平台，给医患矛盾一个缓冲带，不仅是息事宁人而且要真正化解矛盾。”青岛某三甲医院的副院长说，如果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调解平台，能够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公平公正地解决医患纠纷，医患矛盾才不会积小成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