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琦长着一双圆眼，留着长须，从外型上来看，不像政客，倒像一位学究。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恐怕他要算是最“无用”的国务总理，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同时代的人一样，他既心系维新改良，又摆脱不了那份对晚清的忠心。一件足以说明他矛盾心理的事情是，当年隆裕太后“奉安”，孙宝琦以民国外交总长的身份前去致祭，被遗老梁鼎芬指着鼻子在灵棚破口大骂，说他数典忘祖，“是个什么东西！”按理说孙宝琦完全可以回击，但他居然面无人色地低头道：“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孙宝琦的反应与其说是胆怯不如说是愧疚，清朝已亡，他依然觉得自己对不住朝廷，这样愚忠的人在官场上注定是不吃香的。
慈禧西逃他“光着身子”推车 孙宝琦(1867～1931)，字幕韩，浙江杭州人。他的祖父孙人风是杭州城里知名的教书先生。他的父亲孙诒经，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之一，几十年京官生涯，有清廉刚正之誉。孙诒经有两个儿子，八个女儿，大儿即是孙宝琦。
孙宝琦得父荫步入政坛，十九岁就当上了直隶道台，督办铜元局。时海禁初开，他不仅积极学习各国语言文字，还先后创办了北洋育才馆和开平武备学校，吴佩孚、萧安国和陶云鹏等人都是他的学生，这也为他之后在政坛纵横捭阖留下了资本。
孙宝琦真正受到赏识，源于“西狩”途中的表现。当时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美其名曰“西狩”，逃难途中，孙宝琦作为少数几个跟随者之一，始终陪伴左右，给慈禧太后留下深刻印象。据孙宝琦的孙子孙世仁先生回忆：“当时护送慈禧他们的‘西狩’之路可谓困难重重。因为小路难走，就只能靠一辆小马车载人。这马车小到什么程度？仅能容慈禧一人！所以，连光绪皇帝也只好徒步跟在马车后面跑。碰到下雨天道路泥泞的时候，马车陷在泥里根本就拉不动，是祖父孙宝琦脱掉官服，‘光着身子’在后面推车、扛行李。”孙宝琦不仅忠心耿耿，而且记忆力好，精通西文，当时李鸿章和八国联军首领瓦德西谈判，两地函电频繁，据说孙宝琦无需翻密码本，随手可译。
保住一命的慈禧对孙宝琦大为赏识，将孙家二小姐孙用智许配给了庆亲王奕劻的五公子载伦做福晋。这在当时，算是无上的荣光了，可孙宝琦吓得要死，说：“我怎敢把女儿嫁给你家公子？我办不起嫁妆呀！”庆亲王爽快地说：“别着急！别着急！到时候我派人把东西晚上送到府上，新媳妇过门时再带过来即是。”儿女结婚时，果然按奕劻说的办，孙宝琦挣足了面子，也结下了政治联姻。
因为这份“死忠”，孙宝琦不久就被任命为德、奥、法等国使馆随员，正式进入外交界。1902年，升任法国公使兼西班牙公使；1907年，赴德国接替裕庚任德国公使。他本人也因此眼界大开，思想发生变化。
暗中帮孙中山免于被捕 1902年底，孙宝琦以驻法国及西班牙公使的身份漂洋过海前往巴黎。目睹了法国的政治制度，考察了先进的兵工厂和机器厂，随后向清政府上万言书，主张变法维新。其间，还暗中保护了后来清政府的掘墓人——孙中山。
据孙世仁先生回忆，当时恰逢孙中山伦敦蒙难后抵达巴黎，一名满族留学生获悉同学王发科秘密参加了孙中山创办的兴中会，便威胁对方：“我要把这事告诉政府，撤掉你的公费。”王发科十分害怕，便赶到巴黎与湖南同乡汤芗铭商量对策。正在法国学习海军的汤芗铭也刚刚加入兴中会，闻讯大惊失色。得知孙中山的行踪后，两人就合谋以问学为名，将孙中山从旅馆骗到一家咖啡厅，中途汤芗铭借口有事，折返旅馆，偷偷割开孙中山的文件包，窃取秘密文件和兴中会会员名单，迅速送到驻法公使馆邀功请赏。“祖父虽然忠于清廷，但他对革命党人却并不排斥，对孙中山也甚是尊敬。于是，他表面上把东西收下来，敷衍了汤芗铭几句，说他做得好，暗中又嘱托李石曾将这些行李送回到孙中山先生的住所。非但如此，还送上一笔旅费，劝孙赶快转移。”有人说，如果当时孙中山碰到的不是孙宝琦，而是别的什么清廷官员，那么，后来的中国历史或许将要改写了。
不光是孙中山，大教育家蔡元培也得到过孙宝琦的栽培。1906年，清廷打算派一批翰林出国留学，由于经费不够，就从留学欧美改派到日本。当时蔡元培本想去欧美学点东西，一听说改派日本，就不想去了，留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译学馆任教授，讲授国文及西洋史。孙宝琦一直欣赏才子一类的人物，“闻讯后答应每月资助蔡元培三十两银子做学费，圆他的留学梦。同时，又说服商务印书馆同蔡元培签约，每月支付其一百元编辑费。”于是，1907年6月，蔡元培与孙宝琦同船前往德国，孙宝琦是去那里担任驻德国公使，蔡元培则一边学习哲学，一边给人做家庭教师，每月可得一百马克的报酬。后来，蔡元培学成归国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贡献卓越。
最早提出“立宪”，反对山东独立 1904年，孙宝琦上书清廷政务处，提议仿照英、德、日之体制，实行立宪政体。这份上书的意义在于，这是清朝大臣中，第一个提出君主立宪的，但结果不了了之。此后孙宝琦出任帮办津浦铁路大臣一职，并于1909年出任山东巡抚。在山东任上，孙宝琦面临着一个烂摊子，本地河患频发，农民起义不断，大清的气数已尽，有人说他就是一个“悲情巡抚”。就在他手忙脚乱之际，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政府土崩瓦解了。
时机似乎来了，当年孙宝琦曾上书立宪，清政府不答应，现在大清帝国行将就木，只要他效仿南方省份，宣布山东独立，他就可摇身一变成为“山东提督”，进而依附民国实行共和，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潮流，可他还是保留了那份“死忠”。1911年11月13日，山东独立大会举行，面对各界代表近万人，孙宝琦强硬表示：“吾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领诸君独立。”立宪派丁世峄等人催促孙尽快表态，免得惹起众怒，局面不好收拾。孙宝琦仍坚持说：“我系清国官吏，清政府只要存在一日，我须尽一日之责。”同盟会会员厉声斥责他的顽固态度，他依然不为所动：“政府一日不倒，则山东一日不得与清政府断绝关系。”双方一直僵持着。晚上8点，革命党人和新军官兵商议，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所谓的“采取行动”实际就是武力威胁，支持革命的新军第五镇标统黄治坤表示，会场有200多支枪，如再不答应独立，“现场恐怕会出人命。”孙宝琦内心纠结了很久，意识到也许真的是大势已去，才将头上的顶戴花翎摘下来，往桌子上一放，说：“大家既然都认为独立对山东有利，我也就不坚持了。”
然而孙宝琦内心还是倾向清廷的，即便山东独立了，他照旧召开例会，袭用独立之前所用的政府关防，甚至还沿用宣统皇帝的年号。后来，袁世凯给孙宝琦又发了一封私人信件，要他取消独立，同时策动第五镇军官再一次调转枪口，反对临时政府。于是，孙宝琦在11月24日，再次宣布山东取消独立，这次独立只维持了12天就宣告结束。
仅当了半年的国务总理 孙宝琦在山东的“独立事件”让他背上了骂名，革命党说要掘他祖坟，因他背信弃义 ；清廷遗老也不待见他，骂他数典忘祖。实际上他还是倾向清廷的，只不过面对滚滚政治洪流，他被裹挟了，他曾自叹“君亲两负，不可为人。”几年之后，他还曾以民国外交总长的身份参与隆裕太后的葬礼。当时在灵棚，遗老梁鼎芬单单针对他，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说他数典忘祖，“是个什么东西！”按理说孙宝琦完全可以回击，但他居然面无人色地低头道：“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
此后他曾在袁世凯时代就任外交总长，因反对日本的《二十一条》而受排斥，直到1924年，他迎来了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段辉煌，在曹锟时代出任国务总理。当时孙宝琦已经54岁，没想到还能出任总理一职，他想做出一些成绩，上任之时曹锟却给他一个名单，上面写着内阁成员的名字，言下之意是内阁他已经拟好，孙宝琦挂个总理职务就是了。
原来曹锟之所以推荐孙宝琦做总理，是认为他老成练达，容易驾驭。事与愿违，孙上台后，一直以责任内阁自居，还不断地提出这样那样的计划，使独裁专权的曹锟十分厌烦。不仅如此，曹锟还从左右亲信那里听到许多有关孙宝琦敌视他的消息，让他越来越难以容忍。郦千明先生曾撰《孙宝琦：救过孙中山的民国总理》一文，内中述及曹锟和孙宝琦的矛盾：“有一段时期，社会上忽然盛传总统已病故，但公府却秘不发布消息。秘书长王毓芝报告说，这个谣言是从总理家传出来的，因为孙宝琦听信一个算命先生的话，说总统不出一个月就会暴病身亡，由总理代行总统职权。曹锟听了，气得暴跳如雷，连声大骂孙宝琦‘老混蛋’。一次，孙宝琦拟任命陈汉第为印铸局局长，但曹锟却要用张廷谔，孙为此大发牢骚，气愤地说总统不讲道理，还不如叫他回去当税务督办。这些话又被传到总统耳中，曹锟对孙宝琦更恨了。”
孙宝琦和曹锟的矛盾最终爆发在金佛朗案上，关于这段公案本文不再详述，只因孙宝琦不愿做民族罪人，因此拒绝曹锟的签字要求，加上他跟财务总长王克敏有过节，因此总理当得很憋屈，连月俸都领不齐。1924年6月中旬，孙宝琦与王克敏的斗争白热化，曹锟派人告诉孙，如果王克敏被挤掉，他也情愿下台。这时，孙宝琦才感到事态严重，于7月2日递上辞呈。次日，曹锟大笔一挥 ，签署“同意”两字。就这样，只当了半年内阁总理的孙宝琦便匆匆下台了。特约撰稿 田野
（来源：半岛网-城市信报） [编辑: 李敏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