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遇比一般人菲薄，时有遭人暗杀的风险，他们却坚持以言救国。有的致力于用社论鼓舞士气启发民智，有的仗义执言不惜得罪大人物，也有的告别父母妻儿，奔赴战场一线出生入死，只为获得第一手的战事讯息，仅大众日报社就有530余名干部、职工在工作和战斗中英勇捐躯。抗战8年，也是他们以笔刃敌、共同铸就国人“精神长城”的8年。抗战期间各个角落，这群“健笔救国”的新闻人，从未缺席。
恬淡文人，呕出肝胆
他去世时，毛泽东从延安发唁电称他“坚持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亲到灵堂吊唁，称他是“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介石也到灵堂致哀。一位报人，能受到国共两党领导人如此礼遇，实属罕见。
他就是用30年的时光、3000余篇稿件，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彩一笔的张季鸾，被人美誉为“一个时代之活历史，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去世时，李赋英只有5岁。作为张季鸾的外甥女，李赋英对舅舅的了解，最初只是母亲年年带她给舅舅上坟。年长懂事后，李赋英从亲友的描述和史料上了解到，外界对舅父的隆重悼念，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在抗战时期，他在新闻阵地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季鸾，1888年出生于山东邹平，祖籍陕西榆林。1911年参加《民立报》工作，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张季鸾提出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15年间，驰骋报坛，声名远播海外。
张季鸾怀抱着以言救国的理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一两年，《大公报》就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评及专文，呼吁关注东北危机。事变发生之后不久，张季鸾指挥《大公报》开辟了“明耻”和“教战”两个专栏，前者系统讲述甲午以来中国对日本的屈辱史，后者阐明现代战争、武器的发展情况，为此还开辟《军事周刊》，由当时最有名的军事家蒋百里先生主编，影响深远。
他的社论更是使《大公报》大放异彩的金字招牌。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季鸾连发出11篇社论，其中一篇《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曾在西安城中用飞机广泛散发40万张，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9月18日，上海战火纷飞之际，《大公报》武汉版创刊。张季鸾进入一生中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时候。他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振奋人心的社评，与对日妥协派汪精卫做斗争。1937年12月上旬，南京危在旦夕，他写下了《最低调的和战论》，讲明利害和大是大非，呼吁人们坚定长期抗战的信念，唤醒了很多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人。
抗战时期，《大公报》发表的最有名社评是1941年8月19日的《我们在割稻子》。彼时，张季鸾因患肺病已卧床不起。他的继任者王芸生前去探病时，聊起日军对重庆发动大规模轰炸的局势。听到王芸生唉声叹气，病床上的张季鸾拥被而起，提议以农民抢割稻子的细节鼓励人们坚持抗战。“天气晴朗，敌人在无聊的轰炸，而我们的农民却在田间割稻子，有了粮食，就有了精神，我们的军队就能战胜敌人。”
18天后，张季鸾病逝，终年53岁。
李赋英说，张季鸾一生能置产而不置产，能有钱而不要钱，身后留下深爱的四岁幼子和年轻的妻子，却无财产可继承。舅母曾戏谑说，“张家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对于这位著名报人，于右任如此评价。
“重庆陪都的无冕女王”
至今，年逾古稀的著名京剧理论家徐城北仍有一大心事——“我为自己一辈子没当过一天记者而遗憾。”他说，自己在年幼时，第一个目标就是当记者。这种志向来自同为《大公报》记者的父母对他的熏陶。
徐城北的父亲徐盈擅长经济通讯，母亲彭子冈关注时政社会题材。抗战8年期间，彭子冈以富有个性色彩的新闻和通讯针砭时弊，为苦难的民族呐喊，被称为“重庆陪都的无冕女王”。
彭子冈同情社会下层劳动人民。壮丁、工人、车夫、难民、流浪儿都是她采访的对象。她写《伤残兵在后方》，帮从火线下来的伤病员们发声，批评国民党当局只要壮丁当兵，却不优待军人家属，不关心伤残士兵，“实际这是不利于抗战的”；她还访问市郊“日本战俘管理所”，写《日本战俘在中国》，抨击日本好战派的罪行；她也写人力车夫，说“在缺乏汽油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非常时期，成为陪都主要交通力量的人力车夫，他们才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他们的职业是神圣的。”
彭子冈也写大人物。为了挖掘新闻，她曾躲在国民党参政厅的镜子后面，混迹于警察局内，写出的新闻常常受到群众欢迎，却让官僚头疼。
最犀利的一次是在1940年国民政府召开的节约劝储的记者招待会上，听闻孔祥熙大谈养生之道，彭子冈锋芒毕露地质问道：“这几年，前方战士浴血奋战，后方百姓节衣缩食，都是了为争取抗战胜利。孔院长，你可以看一看，在座的新闻界同业个个面有菜色，唯孔院长心宽体胖，脸色红润，深得养生之道。可否请孔院长深谈一下你的养生之道？”一番话让孔祥熙无地自容只好打哈哈，自此落得“哈哈孔”的外号。
在国统区报道，仗义执言要冒很大风险。彭子冈不在乎这些，有种说法是，只要大公报敢登，彭子刚就敢写。
1988年1月9日，这位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屈指可数的女记者病逝于北京。在告别仪式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了一则报道，题为《握一管神笔 有两只慧眼—— 著名女记者子冈默默离去》。
一手拿枪，一手拿笔
抗战时期，亦有很多记者奔赴硝烟弥漫的战场，在前方一线实现自己健笔救国的梦想。
著名报人曹聚仁在台儿庄前线采访时，就遇到了《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等20多名记者。战地记者们聚到一块，彼此间在新闻业务上的竞争是难以避免的。“到了前方，各显神通，各找门路。那一时期，记者们住处不同，彼此相见，也极少谈到军情，所谓业务机密也。”曹聚仁曾写道。
凭借着对国民党第二集团军军长孙连仲的专访，和一位副官在闲谈中提到的“我们正准备反攻”的细节，曹聚仁敏感地注意到了台儿庄前线战局的变化。最终，快于其他战地记者，抢占了新闻先机，成为第一位发布台儿庄大捷新闻的战地记者。
在战场上采访的曹聚仁装备齐全，有手枪、钢帽和防毒面具。有种形象的说法是，战地记者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
像曹聚仁这样能从一线安全走下来的记者还是幸运的。在著名的徐州保卫战中，大批采访记者被包围其中，差点全部命丧战场。也有很多记者倒在了战场上，为热爱的新闻事业付出了生命。
已故大众日报社总编辑、党委书记朱民在回忆录中写道，1941年，日军派出5万多兵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在这次反扫荡中，大众日报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通讯部部长郁永言和电台台长叶凤川率领的战时第一新闻小组的30多位同志，不幸陷入敌人在大青山的包围圈内。除个别突围出来以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即便环境恶劣，大众日报的新闻工作者坚持出版了20多期战时油印报纸。这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报纸由交通员穿过层层封锁，送到抗日军民手中。虽然字迹歪歪扭扭，模糊不清，但它们在反“扫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报纸，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东、西蒙山。一些分散在地方上坚持反‘扫荡’的领导机关、学校、医院，还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封锁线和包围圈，找到报社战时新闻小组驻地来要报纸。”朱民曾回忆。
收入低面临暗杀危险
对于抗战中为国殉职的记者，《新华日报》于1941年发表的一份并不全面的统计显示，遭敌伪杀害的记者有15人，被敌机轰炸殒命的记者有11人。
江西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在兴研究发现，进入全面抗战后，记者的收入开始整体下降，生活水平越来越低。而在敌后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记者，生活更是艰苦，连温饱都很难保证，“在敌后的新闻记者与敌后士兵尤其艰苦，三元四元一月的薪水，就是记者的全部待遇。在大后方，表面上新闻记者的薪水，平均在七八十元左右，然而物价猛涨，生活不易。”
新闻记者的收入总较一般人菲薄，而其精力的消耗、工作的繁重，并不比一般人轻。对于记者的健康问题，当时有记载称“一般新闻记者往往在三十岁左右已呈苍老之象，体轻、面黄、近视、发白，等到四五十岁，学识经验丰富成熟，正是有为的时候，却已身体日衰，渐行不支，而致中年谢世。”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物质条件的贫乏以外，记者们需要面对的还有复杂的政治环境。抗战时期，针对抗战记者的恐怖、暗杀事件层出不穷。上至报社社长经理，下至平头记者，都有可能成为被暗杀的对象。
1939年2月，上海的中外著名报人大多收到了署名最正直之真正华人协会的恐吓信函，信中称将置本埠大批中外男女报界人物于死地。1940年7月2日，汪伪组织曾在汉奸报上发布‘通缉令’，列入黑名单的共83人，其中新闻界人士约近半数。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这些被通缉的记者有很多遭到了暗杀，而这些案件多成了悬案。
当然，这些并没有吓倒记者们的壮志。用曹聚仁的话说，“临到天亮的那一刻，照理是要黑一阵子的。大家迎着晨曦，总是快乐的成分多。”他们最终等来了天亮时分。
记者 朱艳丽
抗战期间遭日伪杀害的部分报人
王宝堂，天津益世报社社长
萧韩榘，南京华兴报总编辑
瞿绍伊，上海申报编辑委员
朱惺公，上海大美晚报副刊编辑
蒋化棠，山东民国日报编辑主任
张祖秋，山东民国日报记者
张相时，山东民国日报记者
高鸣九，山东公报记者
张子肱，历城周报社社长
姜子正，某军随军记者
张似旭，上海大美晚报经理
邵虚白，上海大光通讯社社长
程振章，上海大美晚报编辑
张济平，江南日报经理
金华亭，上海申报编辑
据《新华日报》1941年发表的一份不完全统计。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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