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于全兴回访云南丘北的顾彩莲一家。这个家庭因"幸福工程"和于全兴的帮助已经脱困，上图中的两个孩子也已长大。
34次来来回回，跑过12个西部省市自治区、94个贫困县，探访306个村庄，拍摄记录了1100多位贫困母亲。这是53岁的天津师范大学摄影系主任于全兴过去15年的一个生活缩影。
2015年6月，于全兴所著《平凡的母亲》出版，书中搜集了多年以来拍摄的照片和纪实文字。其中黑白照片居多，向世人展示了极度贫困的母亲们灰暗的生活底色；为数不多的彩色照片出现在书末，则昭示着她们在坚韧与抗争之后，迎来生活转机。
俗语说，善待母亲就是振兴一个民族；于全兴认为，“母亲”是家庭的灵魂，灵魂倒了则家难保全。这是于全兴用镜头对准贫困母亲的原因之所在。他迫切想要用镜头为中国贫困母亲立传，让更多人看到她们的存在，帮助她们将黑白底色的生活过成彩色。
“让我到西部去采访” 6月16日上午，于全兴站在天津师范大学摄影系办公室，面对一桌子等着他签名的《平凡的母亲》忙得焦头烂额。6月15日，于全兴刚从北京“幸福工程”活动现场返回学校，摄影系六十多名毕业生需要他一一送走。6月16日上午的学院会议结束以后，他又得收拾行囊赶赴内蒙古，完成那里的拍摄任务。
这个任务始于十多年前。2000年年底的一个上午，于全兴“闯”进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葛振江的办公室，提出要参与“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为中国贫困母亲留下真实的影像记录。
“幸福工程”始于1995年，是一个以“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模式帮助西部贫困母亲“脱贫”的慈善项目。彼时于全兴正在天津《家庭报》工作，受命参与组织天津地区的募捐活动。
谁也没有料想他的人生轨迹自此发生改变，并让那些于西部深山中独自抗争贫穷的母亲们为外界知晓。活动中，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贫困母亲”拨动了他心中的一根弦。他想到了自己年少丧父、贫穷困顿的经历，以及抚养六个子女、饱尝生活艰辛的母亲。
时隔多年，于全兴仍记得母亲用捡来的白菜帮子掺和玉米面做菜团子的场景，那时他常围在母亲左右，等待“美食”出锅。于全兴爱画画，但没钱买工具，逢年过节，就自己刻些小玩意儿去卖，母亲则用不多的布票为他做画夹子，之后这个画夹子陪他度过天津美院四年求学生涯，保存至今。
于全兴想定格那些平凡却又伟大的母亲形象。这就是他要求参与“幸福工程”的初衷。
2001年1月2日，于全兴登上了航班，开启了青海、甘肃、宁夏一线的采访拍摄。飞机飞离地面，熟悉的城市渐趋模糊，于全兴觉得“一种机缘”将他拉进了另一个世界。
与真正的贫穷相遇 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交织痛苦与挣扎的世界。
6月16日午后，于全兴向记者说起14年前的青海之行，依旧能清晰记起当时所受的震撼。
2001年1月，于全兴刚刚降落至青海高原，还未从稀薄的空气中回过神来，就被眼前生长于冰天雪地的贫穷击中了。童年记忆及媒体从业经历让于全兴自以为了解世间疾苦，对“贫穷”体会颇深，但直到到了青海，他发现自己真正地认识了“贫穷”。
2001年1月9日，于全兴偶遇贫困母亲才仁巴毛，彼时疾病刚刚夺走她的丈夫，她12岁的女儿巴青才仁正被腹痛所折磨，但这个家庭年收入不过600元，难以支付医疗费用，她的女儿只能用胳膊肘顶着腹部来“止痛”。
于全兴决定改变拍摄行程，带巴青才仁去看病。“带巴青才仁走时，她的母亲和她吻别。一个家庭的希望，一个母亲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于全兴在采访笔记中写道。最终，巴青才仁所患疾病确诊为胆囊炎，整个治疗花了70多元钱。这笔钱对城市居民而言也许仅是一顿饭钱，对雪域高原的贫困人家来说却是救命钱。
让于全兴揪心的是，巴青才仁将于全兴递过来的苹果啃了一口，就小心翼翼地塞进袍子里，准备带回家与母亲分享——小女孩长这么大，从未吃过苹果。这让于全兴“脑子一片空白”，一个人跑到屋外拼命抽烟。
对才仁巴毛家的采访结束时，于全兴掏出150元钱，让才仁巴毛置办年货。对方双手合十，举过头顶，为他祝福。于全兴哭了一场。
其实，在于全兴动身前，《大众日报》图片总监孙京涛曾以朋友的身份特意嘱咐他：不要给那些母亲钱物。孙京涛的解释是，这种告诫虽然近乎冷酷，但纪实摄影真正的价值，在于用充分有效的图像告知人们真相，召唤社会力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个人的怜悯行为微不足道。
不过，孙京涛也知道这种劝告根本无效，如他所言，“仗义豪侠、从心而动才是全兴的本我。”
“于老师是带着相机与钱去采访，最终带回相机与照片。”幸福工程组委会国内项目部主任刘丽容与于全兴合作了15年，她说这种状态也持续了15年。
2001年1月19日，青海之行结束，于全兴飞回北京。迥异于青海雪原的空寂辽阔，首都机场无时无刻不热闹繁华，旅客们衣着光鲜、步履匆忙地奔走世界，与此同时，在一些被遗忘的角落，才仁巴毛们为贫穷禁锢，不能动弹。
这让于全兴感到不适——“好像我已不属于这种文明。”他说。
15年拍下十余万照片 第一次采访让于全兴“方寸大乱”，也坚定了他继续拍摄的决心，原定一年的拍摄计划延至今天。青海，宁夏，云南，贵州，四川，新疆……于全兴用那双大学时期受过伤的腿，走遍了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他见过了太多的贫困，每摁一次快门就是一次触动。
2001年4月，于全兴在云南山区初见顾彩莲时，她与丈夫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建于乱石堆中的茅草屋内。顾彩莲“穷到了极致”，粮不够吃，自己生病没钱治，靠编竹箩赚一百来块钱，逢年过节给孩子买肉吃。
2006年4月，于全兴来到贵州纳雍县猪场乡，那里的八成村民靠卖血挣钱，他们结伴而行去卖血，“仿佛赶集一般”。
水菁村的祝贤美带着孩子住在茅草房里，丈夫不知所踪。为了换取买化肥和盐巴的钱，祝贤美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卖血两次，每次能得60元。她带着灰色布袋，从家里出发到县城，走路八个小时，最后坐在铺有瓷砖的医院大厅，等待护士唤她名字，排队验血、输血，拿钱走人。晚上回不了家，祝贤美住在县城，餐费一元五角，住宿两元。
于全兴跟着她拍完全程，心酸到了极点。离祝贤美家不远的杨会没有卖过血，卖血需要身份证，而办证需要20元钱，她拿不出来。
四川阿坝黑水县知木林乡热里村的叶兴初丈夫早亡，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借来的房子里。那是一处石头垒就的窝棚，漆黑潮湿。9岁的大女儿成绩不错，但交不上40元的学费，于是辍学在家。于全兴掏出60元递给她，小女孩一愣，“扑通一下跪了下去”，被于全兴拉起来后，接着就跑去学校报名。
2001年到2015年，于全兴拍了十几万张照片，“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有些故事感人，有些故事悲伤，有些故事则残忍——所有的故事都很真实。
2002年以后，于全兴在“幸福工程”组委会的支持下，办了几次以“贫困母亲”为主题的摄影展览，这些“比文字更能打动人心的纪实照片”引起轰动。
展览会上，一位女大学生被顾彩莲眸子里透出的坚韧感动得哭了，她觉得照片中的这位母亲在和她说话。于是她找到于全兴，要了顾采莲的地址，寄了一笔钱过去。2005年，他回访顾彩莲家时，这位母亲已陆续收到2.8万元捐款，买上了牛、羊，开始脱贫。
2015年年初，于全兴再次来到顾彩莲家。新建的屋顶上挂满腊肉，开在寨子里的小卖铺生意还算凑合，照片中那位胆怯的小女孩早已出嫁，顾彩莲背着的男孩则长成了大小伙子，现在正为考上大学努力。曾经会为一袋盐巴忧心的顾彩莲，现在可以较为轻松地坐在家里收看电视。
越来越多的贫困母亲通过“幸福工程”提供的小额无息贷款，换取牛、羊等生产资料，获得脱贫机会。她们褪去贫穷以后的“幸福”，汇聚成了于全兴相机里带着笑脸的彩色照片。改变虽然缓慢，但真实地发生了，这让于全兴感到欣喜。相比于那些照片为社会认可的荣誉，于全兴更看重贫困母亲们生活改善以后带给他的“愉悦”。
贫困母亲仍有近千万 日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尚有7017万贫困人口，约占农村居民的7.2% 。根据“幸福工程”组委会统计，其中贫困母亲人数接近1000万。
于全兴继续在为贫困母亲们忙碌着，这已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的办公桌上是学生的毕业论文、摄影作业，窗户边上的书架主要是两样东西：“贫困母亲”系列书籍，毕业学生的摄影作品。顾彩莲的照片被装裱起来，摆在桌前的窗台上。
但显然，他的精力已经无法支撑他完成更多、更久的远行，他无法拍摄到所有贫困母亲，他所拍摄到的母亲也并非所有都获得了“幸福”，因此他舍不得放弃拍摄西部母亲的这项事业，“我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一起做。”
2004年，于全兴离开《家庭报》，至天津师范大学任职，他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关注这一群体，多次带着他们到云南、青海等地拍摄“贫困母亲”。
今年研究生毕业的李亦涵曾两次跟随于全兴前往云南采风。远在千里之外的西部母亲刷新了李亦涵对于贫困的认知，从云南回来以后，李亦涵一直与当地一名采访过的小孩保持联系，经常会邮寄衣物或钱过去，并开始将镜头对准身边的弱势群体。
几乎每个参与到拍摄计划中的年轻人都有类似的收获。于全兴办公室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写于2014年年底的贺卡：“于老师，我也想成为像您一样的人，带给更多人温暖。”落款是摄影系2013级的一名学生。
“还要拍多久？”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抛出来时，于全兴的回答是：“走不动了再说。”
文/本报记者何利权 图由受访者提供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刘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