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录话》目录 创刊号
1935年7月14日
发刊辞
你的黑手……王统照
西红柿……老舍
《审头刺汤》的研究……洪深
无题……赵少侯
要活……臧克家
边庄……吴伯箫
夜行……孟超
一个陌生人在青岛……王余杞
卖菜女郎……王亚平
第二期
1935年7月21日
“大登殿”与出气主义……洪深
再谈西红柿……老舍
黄昏阵……王统照
暑天别青岛……王亚平
山鸟……李同愈
何必牯岭……孟超
一个陌生人在青岛……王余杞
第三期
1935年7月28日
暑避……老舍
兰州人的笑话……斲（zhuo）冰
友人狱中诗……洪深
一个陌生人在青岛……王余杞
萤……吴伯箫
果戈里与“巡按”……杜宇
七月速写……西蒙
“年来故旧皆飞絮”……孟超
第四期
1935年8月4日
星空下……王统照
一个中夏夜的黄昏……息
友人狱中词……洪深
说大蒜……臧克家
阴岛的渔盐……吴伯箫
第九次赛……李同愈
一个陌生人在青岛……王余杞
人子……西蒙
第五期
从“化子拾金”说起……洪深
蜀黍（高粱）……王统照
檀香扇……老舍
海浴……孟超
未来……李同愈
一个陌生人在青岛……王余杞
奥史特洛夫斯基论……杜宇
第六期
1935年8月18日
旧都避暑记……赵少侯
立秋后……老舍
皮卡索之蚀刻……息记
失了影的镜子……王统照
票友胜于职业优伶的地方……洪深
古城月……臧克家
脚的自由……斲冰
梦青岛……冰高
一个陌生人在青岛……王余杞
睡倒的车子……孟超
第七期
1935年8月26日
等暑……老舍
傻瓜……赵少侯
蟋蟀……李同愈
冯的一生……杜宇（译）
一个陌生人在青岛……王余杞
立春画壁……孟超
第八期
1935年9月1日
丁……老舍
枯草……王统照
读报偶译……洪深
诗两章……王亚平
秋的情调……孟超
葛莱格里夫人的喜剧……杜宇
海上的征者……西蒙
一个陌生人在青岛……王余杞
第九期
1935年9月8日
门以内……洪深
夜行……王统照
故都避暑记……赵少侯
破巢……孟超
农村的暮……王亚平
一个陌生人在青岛……王余杞
第十期
1935年9月15日
完了……老舍
秋夜……吴伯箫
诗三律……老舍
流……王亚平
此路不通……孟超
祖母……西蒙
警犬……杜宇（译）
80年前，几位作家在饭桌上一拍即合，决定出一份文艺副刊，作为青岛的文化阵地；80年前，青岛《民报》在青岛享受一定声誉，关键是，总编辑杜宇和副刊编辑刘西蒙有文化情怀和远见卓识；80年前的今天，副刊《避暑录话》真的呈现在了青岛市民的面前。这些或来青工作或者短暂居住的作家、文人，深知这座海滨城市的魅力，在这里享受夏日的清凉，同时，躲避“国国民党达官老爷们之炎威也”，抒发用“沸腾着的血，焦煎着的心”说出的话，在避暑胜地将其录写，晾凉，与读者诚意分享。
读《避暑录话》的文章，并不觉得洪深、老舍、王统照、吴伯箫、臧克家等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家与我们有多么遥不可及及的距离，他们娓娓道来，本着“避暑”的态度，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的平实亲切，以及文字的分量。一份副刊一共只出过10期，却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常被提及，甚至有不少文章是研究青岛的范本。到底何故？本期，我们关注只出版了两个月、但被口口相传了80年的文学副刊《避暑录话》，通过采访研究者和当事人的回忆，挖掘它的幕后故事，探讨它在青岛文学史甚至国内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与价值。
12人 因缘际会，相聚岛城的“录写者” 在1935年的夏天，一群作家聚集在青岛，为：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萧、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等12人。他们在青岛，或者是为了长期的职业，或者是为了短时的任务，都是为了正事而来的，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有闲者，没有一个是特为来青岛避暑的。—— 洪深《发刊辞》
前两天去湖北路青岛文学馆，驾车误入芝罘路，肠子都悔青了。两边的摊位把马路占据得刚够一辆车通过，偶尔有摩托车“撅着屁股”，就只好下车请它移驾了。路边摊贩只管兜售着物品，来往行人步履匆匆，只有八九岁的小男孩满脸写着同情。隔着这种凌乱直线距离不到300米的地方，有一处宁静的住所：王统照故居。虽然故居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得以修缮有些破败，但80年前，这里散发出的文学之光曾经给夏日的炎热带来了丝丝清凉。
《避暑录话》的出版，老舍和王统照功不可没。“12个人年龄不同，专业有异，关系也并非都是等距离的。这里面他俩是最主要的人物”，青岛大学原中文系主任、教授刘增人说，“老舍和王统照关系非常好，老舍经常到王家吃饭，而臧克家、吴伯箫这些青年也经常去。臧克家的第一任妻子王蕙兰是王统照的侄女，他的第一本事迹《烙印》是王统照、闻一多和王蕙兰的表兄各出20元帮忙出版的，可以说王统照是臧克家的亲戚、导师、朋友。吴伯箫来青岛以后，也跟王统照学习请教。诗人王亚平1932年到青岛教书时认识了王统照，也把他作为自己的新诗领路人”。在青岛市档案馆编研处处长孙保锋的眼中，王统照是青岛文学教父，不但“捧红”了臧克家，还帮助吴伯萧出版了《羽书》，“吴伯箫说，去王宅就是砥砺学问，每次回来都要给自己上上弦，熬一阵，非写出像样的文字才对得起这趟拜访”。《民报》的总编辑杜宇同样得到了王统照提携。杜宇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曾加入左联，后来……”，青岛文史专家鲁海说。然而，他在文学界的地位是没有争议的。当年，他敲开观海二路49号门后，一下子“给暗夜潜行的青岛文学开了光”。执教于山大中文系的老舍在文坛的地位更是毋庸置疑，他大力支持《避暑录话》，在金口二路（今金口三路2号乙）的樱海雅舍中先后创作了9篇文章，几乎每期都有力作。
12个作风、情调、见解、立场各不相同的人，聚在青岛，看似避暑，实际上是因为职业或者公务而来。除了以上几个人，还有几位：赵少侯当时在山大外文系执教，左联作家孟超此时正在青岛靠教书、撰稿为生，他的故居苏州路20号刚刚列入最新的名人故居名单。刘西蒙是《民报》副刊编辑，他们都因缘际会加入了作者队伍。
不过，王余杞对读者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鲁海说，王余杞当时在北宁铁路局工作，因为来青岛参加第四届“铁展会”而“入伙”。但这曾经引起一番争论。王余杞在1981年的《新文学史料》上撰写了《关于避暑录话》的回忆文章，因为臧克家在长篇回忆录《悲愤满怀苦吟诗》中漏掉自己的名字，所以他撰文纠正。没想到，臧克家又撰写了《关于<避暑录话>和<现代>》，解释了漏掉王余杞的原因：他只是路过“打酱油”而已。鲁海后来专门采访过王余杞，“他说铁展会期间，从筹备到结束在青岛待了半年，证明了并非仅仅因公过青”。还有一人经常被人忽视：李同愈，“因为他是青岛本土的作家，名气不及其他人。但他其实还是个剧作家，著名电影《黄海大盗》就是他创作的”，鲁海说。
10期 避暑录话，“荒岛”上的一片绿洲 他们都对人说暑，“在避暑胜地的青岛，我们必须避暑！避暑！避暑！否则他们有沸腾着的血，焦煎着的心，说出的‘话’，必然太热，将要使得别人和自己，都感到不快，而不可以不‘录’了！”—— 洪深《发刊辞》
在青岛市图书馆的特藏室，至今保留着一本珍贵的《避暑录话》的合订本。这个出版于80年前的合订本为16开大小，封面已经发黄，上面写有“礼贤中学图书馆”、“此书不予复印”等字样。“合订本当时只发行了300册，这可能是仅存的一本了。”作为青岛市图书馆原馆长，鲁海倍感欣慰。由于原本现在已经有些破损，因而记者见到的是复印本。封面引用的是第六期刊发的毕加索蚀刻画，象征着活力与前行。翻开第一页便是作者索引。每一个名字背后的文章，都是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来翻看这本副刊的，曾经还有一人——老舍的大女儿舒济，“1982年，舒济专门来收集父亲的作品。当时图书馆没有复印设备，只能手抄，加上图书馆馆藏的其他老舍先生的作品，舒济整整抄了三天”。
1935年暑天来临之时，12位作家、学者相聚避暑胜地青岛，在聚会中，大家文兴袭来，谁也不想在这“文化荒岛”上当“专为避暑而来的真正闲者”，便相约开辟个说话场所，略抒心曲。于是，依托《民报》但独立编排、装订、发售的文艺副刊《避暑录话》便应运而生了。从1935年7月14日创刊号面世到9月15日终刊，历时两月，每周一期，零售大洋3分，共出了10期。《避暑录话》的名字洪深在发刊辞中解释为“避暑”，但臧克家透露了背后的玄机：“洪深先生对避暑风趣地加以解释：避暑者，避国民党达官老爷们之炎威也”。老舍对刊名解释则是：“宋朝，有个刘梦得，博古通今，论著很多，这个《避暑录话》，也是他的著述，凡二卷，记了一些有考证价值的事。我们取这个刊名，要利用暑假，写些短小的诗文。”
作为一份较为独立的副刊，《避暑录话》甚至没有编辑部，12位撰稿人有时轮流坐庄请客，在厚德福等饭店里吃饭商议，“有时聚集海滨，有时在王统照旧居，有时到吴伯箫的‘山屋’，有时去臧克家的‘无窗室’”，只为谈文论诗，相互切磋。他们纪律严明，绝不拖稿，即使离开青岛，也在他乡“不惜在溽暑中执笔”。像赵少侯在创刊后不久就因公去了北京，仍然按照约定邮寄稿件。
每个人都孜孜不倦地为这份小刊物尽心尽力，洪深甚至将好友、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阶下囚田汉的诗词《友人狱中诗》和《友人狱中词》发表这在当时实属勇敢之举。1987年的青岛报纸刊发了事件的背景：1935年初，田汉因创作进步话剧《回春之曲》触怒了反动当局，在上海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写下了“平时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安用螺纹留十指，早将鸿爪付千秋”等诗句，这些诗作辗转到了洪深手中，他加上注解后，在《避暑录话》的第三期和第四期上，署真名发表。
他们坚持到9月15日，最终因“炎暑已过”，失去避暑之意而停刊。
67篇 风格迥异，成员与闯入者的心曲 有的写两首诗，有的讲一个故事，有的谈一番哲理，有的说个把笑话，有的将所观察到的人事表现在一出戏剧里，有的把所接触到的人生，以及那反映人生的文章、戏剧、电影等，主观地给予说明与批评——他们正不妨“各行其是”。——洪深《发刊辞》
“《避暑录话》副刊虽小，阵容不弱。老舍的散文，亲切中洋溢着幽默，让你像听着最熟悉的朋友作漫不经心的絮语，和他一起吟味着生活的温馨与苦涩。洪深是左右开弓，一面关注戏剧，也创作，也研究。孟超、亚平、同愈写诗，吴伯箫写散文，王余杞连载他的笔记《一个陌生人在青岛》。王统照的诗文有的描写北国特有的农作物蜀黍（高粱），有的描述山东夏晚的黄昏景色，后来大都收入《夜行集》、《青纱帐》中”，刘增人如此描述。
包括发刊辞在内，《避暑录话》刊登了67篇诗文，除了洪深、老舍各9篇外，孟超9篇，王统照7篇，王亚平5篇，吴伯萧4篇，杜宇5篇，李同愈4篇，刘西蒙4篇，臧克家3篇，赵少侯3篇，王余杞1篇。另外，还有“息”1篇，斲冰2篇，冰高1篇。前面的人物我们都已经介绍，那么，“息”“斲冰”“冰高”都是谁？
“息”所著的文章在第四期，名为《一个中夏夜的黄昏》，这首诗出自于英国诗人哈代之手，是篇译作。青岛文史学者赵曰茂认为“息”是王统照，“他还用过笔名‘息庐’‘息梦’，我认为，可能是因为同一期的文章中有他的另一篇诗歌《星空下》，为了不重复，他才用息做笔名”。《避暑录话》第六期的毕加索蚀刻画中，还有一段介绍说明文字，署名是“息记”，由此可见，也是王统照的手笔。还有一个名字：斲冰。他不在12个发起人之列，赵曰茂说，斲冰是字，真名为水天同，甘肃兰州人，曾留学美国、法国和德国，他的父亲水梓是新中国成立前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其弟弟的三儿子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避暑录话》出刊时，他接受梁实秋的邀请担任山大外文系教师，与同事老舍、洪深、吴伯箫熟悉，因而奉上了《兰州人的笑话》《脚的自由》两篇文章。“老舍在最后一期《完了》一文中解释得比较清楚：‘不滥收外稿，不乱拉名家’，但‘未能把这些都办到’”，刊登斲冰的作品似乎顺理成章了。那么，冰高呢？“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在河北师范大学上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告诉我，冰高是学校历史系的教授，他的儿子也在河北师大上学。后来我见过冰高的儿子，他还给我看了父亲的作品。冰高这个人在文学界其实还算有名气，他曾跟张松年等一起邀请鲁迅到北师大讲演。他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是左联的骨干分子，后来被学校开除了，便到青岛来散心，他跟吴伯箫是同学，吴伯箫约他写文章，他就写了一篇短文”，赵曰茂告诉记者。
1份 以石投水，80载的延续与传承 “这十期的作品是好是坏，我们愿听到别人批评，自己不便于吹，也不便于贬。天下大事都有英雄俊杰在那儿操心，我们只向文海投了块小石，多少起些波圈，也正自不虚此‘避’”。——老舍《完了》
老舍在结束语中极力表现谦虚，却时刻透露着自豪感。因为这颗石子在青岛文学界乃至中国文学界激起的不仅仅是小“波圈”，而是兴起了不小的风浪，以至于其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水流，流淌至今。
“当然，这些作品因为限于篇幅和时间，尚属中等水平，并非他们的扛鼎之作，多为即兴之笔，但这些作品都是真情志兴的流露。而且他们的文学造诣都很高，加上《避暑录话》是国内不多的同仁刊物，为了自己的声誉，也不会滥竽充数”，刘增人理性地分析道，但他认为，对于青岛来说，这份副刊的研究价值很大。一方面，这些名家代表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岛文学界的黄金时代，依托大学的根基，吸引了国内一流的人才；另一方面，其中的作品成为研究青岛的范本，例如老舍的《暑避》、吴伯箫的《阴岛的渔盐》等。“如今留传下来的副刊，《避暑录话》是比较早的。1932年到1933年田仲济曾经编过副刊，但已经找不到了，上世纪40年代，王统照又编过《青潮》《每周文学》等副刊，从作品和办刊技巧上更进了一步”。
从最后一期的《余白》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份副刊的读者不仅限于青岛，“远及香港四川，亦有订阅者”，发售处除了青岛的荒岛书店、平原书店，上海、北平、天津、济南、绥远、太原都有发售方，可见其影响之广。只是历史难再重复，待1936年暑热来临时，老舍虽还在青岛，但已无心办刊，辞掉教职，一心扑在《骆驼祥子》的写作上了。王统照则离开了青岛去了上海。失去了核心人物，众撰稿人又为生活的鞭子所驱策而风流云散，《避暑录话》只出版了两个月，便再也没有浮出历史的水面。看似一切归于平静，只是它带来的涟漪，在文学领域已经延续了八十载，且仍在继续！ 撰文/记者 张文艳
完了 “避暑录话”原定共出十期，今天这集是末一次；有中秋节在这儿拦着，即使有力继续也怪不好意思。广东月饼和青岛避暑似乎达不到一气。
完了就完了吧，没有什么可说的，也不必说什么。原没打算以此治国平天下，今天也就用不着以“呜呼”收场，以示其一片忠心，至于这十期的作品是好是坏，我们愿意听别人批评，自己不便于吹，也不便于贬。天下大事都有英雄俊杰在那儿操心，我们只向文海投了块小石，多少起些波圈，也正自不虚此“避”。若一定得说说，我们曾为这小刊物出过几身汗倒是真的。刊物小并不就容易，用五六百字写一篇东西，有时比写万言书还难一些。要好，要漂亮，要完整，要有意思，就凭那么五六百个字？为录避暑之话而出汗，自己找罪受而已；往好里说，这是我们努力，可是谁肯自己叫好呢。
还有一层也须说到，因为这只有我们自己晓得：我们的避暑原是带手儿的事，我们在青岛都有事做。在这里，我们并不能依照“避暑生活”去消磨时日，况且我们也没有能在青岛过这一夏呢。克家早早地就回到乡间，亚平是到各处游览山水，少侯上了北平，伯箫赶回济南……这就又给了许多困难；短文既不易作，而有事者有事，行路者行路，不幸而有三两位交白卷，塌台乃必不可免。我们不想夸奖自己，可是说到这儿没法不自己喝声彩了。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说十期就出了十期，而且每期是满膛满馅！这必得说是我们的纪律不错。在艺术里，演剧与奏乐必须有纪律，“随便”一定失败。文艺也须有纪律还是由办这小刊物得来的经验与觉悟：文人相轻，未必可信；而杂牌军队，必难取胜。于此又有了点感想：假设能有些文人团结起来，共同负责办一个刊物，该谁写就谁写，该修改就得修改，相互鼓励，也彼此批评，不滥收外稿，不乱拉名家，这个刊物或者能很出色。《避暑录话》未能把这些都办到，可就这短短时期的经过，可以断定这个企冀不是全无可能。纪律是头一件该注意的事，自然也是最难的事。
无论怎说吧，《避暑录话》到了“完了”的时候，朋友散归四方，还在这儿的也难得共同写作的机会，想起来未免有些恋恋不舍。谁知道明年夏天都准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小刊物就似乎更可爱了，即使这完全是情感上的。
“完了！”
摘自《避暑录话》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张珍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