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忠是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张学良对于学忠一直十分赏识，多次委以重任，并两次把东北军交给他统率。张学良生前对于学忠一直念念不忘，说：“我是用你我不疑你，疑你我不用你。我最主要的两员部将，一是于学忠，一是王树常。”在90寿辰时，张学良还感慨地说：“我忘不了于学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啊。”足见张学良对于学忠的深深思念和缅怀之情。本期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说说抗日名将于学忠。
于学忠与张学良渊源深厚 于学忠(1890～1964年)，字孝侯，山东蓬莱人，清光绪十六年十月八日(1890年11月19日)生于旅顺口教场沟毅军军营内。据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先生提供的《于学忠将军传》记载，于学忠的父亲于文孚，原系清末爱国将领左宝贵部下，后与张作霖同为毅军创建人宋庆的部下，任毅军帮统。在甲午战争中，于文孚曾远征朝鲜和日军作战。日军占领旅顺和大连后，不断向纵深推进，大肆屠杀无辜，当宋庆率领毅军在辽河下游抵抗时，于文孚又追随宋庆参加了抵抗日军的战斗。当日军攻陷营口后，于文孚和张作霖曾在宋庆的指挥下共同守卫田庄台，但最终失败了。
据说，张作霖还曾受到过于文孚的“庇护”，两人关系很好。张学良曾说：“我父亲当戈什(即戈什哈)，就是给宋庆当卫士。当时的戈什达，即卫士长，是于学忠的父亲于文孚。”因此，于学忠和张学良日后也结下了深厚感情。
于学忠出生之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际，此时的辽东半岛风云变幻，大战一触即发。于学忠母子难以在旅顺安住，被迫在甲午战争前返回了蓬莱。
于学忠从8岁起在蓬莱小李家村上小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家里穷，经常揭不开锅。每逢年三十晚上，经常有债主上门讨债。于学忠因家贫曾中途辍学，后在友人的资助下于1908年入陆军部陆军速成随营学堂炮兵科。1911年，于学忠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从此成为职业军人。1921年秋，川鄂战起，鄂军战事失利。适逢两湖巡阅使吴佩孚至宜昌督战，于学忠求见吴佩孚，面陈反攻计划，被吴佩孚采纳。后激战五昼夜，击退川军。于学忠遂声名显赫，从此被吴佩孚赏识，由营长逐级提升为军长。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席卷湖南，直指武汉，吴佩孚狼狈逃入河南。1927年5月，吴佩孚见大势已去，便到于学忠军中暂住。他对于说：“我的部队就交给你了，你可以去投张学良，但无论如何不能去投蒋介石。”
吴佩孚在北伐战争中失败后，于学忠成为蒋介石拉拢的对象。但于学忠撕碎了蒋介石派人送来的委任状，离开军队返回蓬莱务农。
1927年夏，于学忠到北京见张作霖，张作霖说：“我和你父亲是很好的朋友，现在我们来一起合作，我的队伍待遇咋样，你的队伍待遇也咋样，你看好吧?”于学忠说：“我不敢说合作，我的队伍归大帅统辖，凭大帅改编调用，我父命我代向大帅问好。”张作霖说：“那好吧，咱们就这样办，你归张学良指挥。”于学忠被任命为奉系第四方面军团第20军军长，归张学良指挥。
于学忠发动“兰州事变”始末 1932年8月，于学忠被任命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热河失守后，蒋介石逼张学良下野，张学良将东北军交给于学忠统率，命他顶住日寇进攻，保住华北地盘。于学忠坚决抗日，释放过多位共产党人，遭到了日本方面和蒋介石的嫉恨。何应钦按日寇要求，曾一再逼于学忠辞职，都遭到严词拒绝。后蒋介石干脆强行免去其河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令其率部西调陕甘。
于学忠西调后，拒绝“剿共”。此后，张学良在力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无效之后，与杨虎城等爱国将领毅然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在西安召开东北军师长以上将领秘密会议，在会议结束前，张学良对全体将领说：“如果蒋介石把我扣押了，你们大家都归于学忠指挥，散会后你们要即行各回防地。”
于允贤在《一代名将——于学忠》一文中说，根据张学良的指示，在“西安事变”的当天夜间，于学忠亲自指挥发动了“兰州事变”，命令兰州驻军解除蒋介石的嫡系 、胡宗南的二团和绥靖公署朱绍良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部分警察的武装，对重要人员限制自由，有力地支援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在送蒋介石回南京时，又将东北军的兵权交给了于学忠。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后，东北军 、西北军与红军组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军事联盟，于学忠、杨虎城与周恩来一起主持西北大局，最终达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目标，扭转了“先安内、后攘外”的历史逆流。这是国共合作的重大事件，于学忠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于学忠曾四次亲赴南京，当面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提出只要放张学良，他本人宁愿被解除兵权，削职为民，归园田居，永不出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于学忠率部东调，先后任江苏绥署主任，第三、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51军军长。
“无不可战之兵” 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南京、济南，继而又两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妄图消灭这一战区的国民党军主力。此时，于学忠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于学忠的51军受命坚守淮河。
1938年1月末，于学忠抗日的第一场大战开始了。据于允贤记叙，战前，部下像往常那样请示于学忠：“拼不拼?”于学忠说：“现在打日军不拼还行?不拼还能对得起中国人吗?在中国还能站得住吗?”在得知重要阵地贾家埠是由他的叔伯兄弟于学道防守后，虽然兄弟两人关系密切，在军队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但是上了战场，面对民族仇敌，于学忠却在电话中对师长牟中珩说：“你告诉于学道，夺不回阵地，我连他一起枪毙。”这句话在部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士气。在这次战斗中，于学道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坚守阵地，英勇杀敌。
于学忠以两个师的兵力约25000人，死守小蚌埠，血战临淮关，顶住日寇3个师团共计4万人的疯狂进攻。副军长韩博文对于学忠说:“你是集团军总司令，不必守在前线。”于学忠回答:“我在阵地在，可以激励士气！”在连续8天的防守中，51军伤亡7000人，但他们守住了淮河，日军的伤亡达9000人以上。
淮河一战，使于学忠和他的51军声威大震，当时的中外媒体都称51军为“血肉长城”，于学忠则被誉为“伟大的将军”。在国民党一级上将中，只有于学忠在抗日前线负过4次重伤，这也为他赢得了全国军民的尊重，日军对他既恨之入骨，又畏之如虎。
于学忠奉命率疲劳之师增援台儿庄时，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在率部智取韩庄、坚守防线、争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战斗中再立战功。徐州撤退时，于学忠任鲁南兵团副总指挥，率部负责殿后。战区的要求是坚持到5月20日，51军没有提前一分钟撤退。一直坚守到20日晚8时，于学忠才率部开始撤离，这时所有道路都被封锁，于学忠部曾被敌切成数段，分割包围。之后，部队分散，自选路线，分别向确山、信阳集中待命，在河南明港又奇迹般地陆续集结。由淮河出发时全军近20000人，回来仍有15000人，除牺牲者之外，没有擅离一人，甚至还有其他部队的官兵慕名前来投靠。
此后，于学忠又率领部队参加了武汉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国民党军队分左、中、右3个兵团，于学忠任左翼兵团副总司令、代总司令，指挥2个集团军 、2个军团暨6个军13个师和一些直属部队参战，在大别山北麓打得非常坚决。
于学忠因屡立战功，多次受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嘉奖。于学忠善于将兵，他说过：“无不可战之兵，只有不可战之官。”
蒋介石非常赏识于学忠 蒋介石亦非常赏识于学忠刚毅果断、重义重情的品格，以及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实战经验，多次容忍他的严重对抗行为。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要于学忠到东北和山东打内战，于学忠拒绝前往。于学忠终不为蒋介石所用，令蒋遗憾不已。据说，“西安事变”时，逮捕蒋介石的士兵在其外衣口袋中发现一个小笔记本，记载着蒋的内心私话，内中有关于于学忠的几句话:“于学忠两目炯炯，是一将才，可惜为张学良所用。”
尽管如此，在蒋政权被彻底打垮后，蒋介石仍然“一再郑重表示”，要于学忠同去台湾，“意在强迫飞台”。于学忠坚决拒绝了这一安排，找了个借口到重庆乡间隐居了起来。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派飞机将于学忠接到了北京。但一生淡泊名利的于学忠，只接受了一个河北省政府委员和一个不领工资的体委主任之职。
于学忠的重情重义充分体现在他处处为张学良着想。他私下里对部下说，他不能负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张学良。于学忠曾答应过张作霖，要一心辅佐少帅张学良。他兢兢业业，深得张学良信任，处处为张学良的生命安全考虑，时时将张学良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取舍标准。他认为，自己凡事低调一些，张学良就会好过一些。
1964年，于学忠在北京因病去世。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于学忠念念不忘的还是张学良能否恢复自由。城市信报/信网见习记者 刘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