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后的今天:寻访青岛抗战老兵重温奋战历史

2015-09-03 06:16   来源: 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手机看新闻 半岛网 半岛都市报

小字体大字体

  ■编者按

  八年抗战,峥嵘岁月,他们一身戎装洒热血,烈火纷飞献青春。70年前,无数仁人志士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中,有的曾冒着牺牲的危险吸引敌人注意,只为掩护大部队;有的以教员的名义秘密开展抗日斗争和宣传工作;有的年纪尚小,却担任抗日儿童团团长,帮着游击队抓汉奸……70年后的今天,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半岛都市报记者分头寻访岛城抗战老兵们,重温当年那段浴血奋战的历史。

  ■英雄简介

  陈培基,出生于1922年,河北任县人,1938年参军,七七事变之后,日寇横行乡里,迫于生计,陈培基四处乞讨。乞讨回乡后,他有了抗日求生存的念头。

  端着刺刀边冲边打

  一个班打蒙两百日伪军


  1942年,陈培基参加了敌后武工队,秋季就转入了河北省临城敌后着手工作。“当时4个班的人全住在一个地主家里,一夜都没发生什么事。但是第二天午饭后,由于汉奸告密,日伪军共200多人悄悄包围了村子。当时我正在执勤,偶然听到了日本人的喊叫声,猜测是鬼子逼近了,立马向政委报告。”陈培基说,随后,其中三个班从村子后街撤离,准备躲到青纱帐里隐蔽,“我们班6个人和政委负责掩护”。 

  “在村子的前街,敌我双方交锋了,我们的轻机枪手先开火,敌人一下子就蒙了,不知道八路军还有轻机枪。紧接着我们6人端着刺刀边冲边打,一时间枪弹声、喊杀声大震,敌人一下子丧失斗志,根本不敢兵刃相见,只好狼狈逃窜。”到紧张处,陈培基边打手势边说,“快冲到村东口时,突然遭到大队人马的阻击,政委被迎面而来的子弹射中,当场牺牲,我们6人转入村子小巷作战,不一会又枪声大作,敌人追上来了。我们迅速跑过一条条大街小巷,终于顺利突围,甩掉了敌人。”这场战斗不到1个小时,却成功俘虏了一个伪军,击毙击伤了日军十余人。文/本报记者 郝园园 图/本报见习记者 尹彦鑫

  ■英雄简介

  抗战老兵刘中华,1917年出生于山东文登,1937年入伍,历任营指导员、团政委、旅政治部副主任、军分区政委、华东野战军9纵27师政委、30军政治部主任。1949年后担任华东海军第6舰队副政委、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他曾掩护陈光罗荣桓

  带队的115师


  今年98岁的刘中华身体还很硬朗,每天都要去活动中心下象棋,思维也很清晰。“1940到1943年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鬼子扫荡让老百姓遭了殃。”刘中华说,当时的115师代理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为了老百姓,带部队挺进沂蒙山区的敌人扫荡区中。结果115师遭到敌人的围剿,情况日益危急,于是就命令滨海地区的二旅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个加强营挺进鲁中区配合115师。“一个营3个连,加强营就是4个连,400多人。”刘中华说,他的目的就是吸引敌人,在离敌二三十里的地方,不靠近他们,就带着他们转山沟。

  “当时父亲是抱着牺牲的精神去的,我母亲都不知道。”刘中华的儿子刘国平说,后来,父亲的警卫员杨柱回忆称,有一次刘中华在山头上查看敌情,结果炮弹直接炸过来,幸好杨柱一下子把刘中华扑倒在山沟里,炸起来的土将两人简直埋了起来,最后终于爬了出来。他们坚持了半个多月,敌人扫荡结束,他们又掩护陈光、罗荣桓回到滨海地区。据称,任务结束后,原本400多人的加强营只剩下了70多人。文/本报记者 朱薪雨  图/本报记者 孟达

  ■英雄简介

  陈桂香,1925年出生在海阳市一个贫农家庭。13岁的陈桂香亲眼目睹了鬼子四处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不满14岁就参加了抗日活动。

  地雷战“玉兰”原型

  如今生活在青岛


  1962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黑白电影《地雷战》,堪称抗日影片中的经典之作,而《地雷战》中“玉兰”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生活在青岛的陈桂香老人。

  1944年秋天,陈桂香当选村妇女自卫队中队长并兼任民兵爆破小组队长。那年8月,民兵第三期整训开始了,陈桂香积极学习埋地雷、投弹、射击等军事训练项目。谈起《地雷战》中提到的“头发丝雷”,陈桂香的家人给记者展示了一张陈桂香19岁时的照片。乍看上去简直就像电影《地雷战》中的“玉兰”姑娘本人。陈老不无感慨:“当时我是多么喜欢自己那头长发呀,可是为了对付越来越狡猾的日本鬼子,还是忍痛剪下来做‘头发丝雷’。”在她的带动下,全村留长辫子的女民兵纷纷变成了齐耳短发…… 

  1945年5月9日,反扫荡战争在海阳大地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陈桂香带领青妇队布雷、救护、送饭,活跃在最危险的前线和后方。同年5月16日,日军大队人马逼近了纪家店,在敌人离村不到半里地时,陈桂香还在村头沉着地布雷,然后才隐蔽起来。日寇进村后,陈桂香埋在村头的两个地雷炸死了8个日本兵,第3颗雷炸响的时候,日本兵已经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 文/图 本报记者 郝园园

  ■抗战老兵:赵焕金

  藏身阁棚

  躲过鬼子追杀


  赵焕金,1928年出生于诸城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不到16岁就参加了八路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鬼子到处搜刮老百姓的粮食,他母亲不交就被抓起来游街,最终因为悲愤至极病倒去世。 1944年5月3日,赵焕金正式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在潍坊当上八路军之后,赵焕金一直跟着大部队走。在当时的藏马县,赵焕金差点被刺刀刺死。赵焕金说,当时鬼子来扫荡,一天凌晨,他们被汉奸和鬼子发现,队伍被冲散。他被一位大娘藏到阁棚里,鬼子来搜查,向赵焕金藏身的阁棚乱刺一通,刺刀刺穿了阁棚,但由于他躲在最西北角的旮旯里,没被刺到。

  赵焕金说,当时八路军的装备差,和鬼子正面硬拼要吃亏,打鬼子多数都是靠夜间活动,或者是借着过年过节、刮风下雨等敌人防范不严时偷袭。“藏马县泊里镇住着大汉奸李永平,他投靠日本人,残害老百姓。”赵焕金说,1944年夏天,李永平在泊里镇四周修建围墙、碉堡防范。他们集中火力,用炸药炸开了围墙,大部队从突破口攻入,最终大汉奸苦心经营的堡垒土崩瓦解。 文/本报记者 郝园园 图/本报记者 孟达

  躲着鬼子印刷

  战地宣传材料

  张秀云

  


  1929年出生于山东邹平。1944年,她15岁就从村里出去干革命,跟着县队长组成地方武装力量进行抗日,当时在山东渤海数据从事印刷等工作,负责印刷书籍和战地宣传材料。

  张秀云说,“那时候,鬼子大范围地进行拉练式扫荡,我们没法继续工作,就等着日本鬼子大扫荡的时候,他们就挖坑、找隐蔽的地方把印刷机器全都藏起来,人都跑到地里藏起来。等到鬼子走了之后再出来。”

  张秀云16岁就入党了,入党的时候都是偷着开会,怕走漏了风声被抓走。虽然没上前线拿过枪,但张秀云结婚后,一直跟着丈夫由子真在部队负责保障后勤工作。“丈夫当年就是因为出来当兵打仗,结果老家的房子被敌人烧了3次,修好了又被烧了好几次。”张秀云说,抗战结束之后,她还参加了解放战争,从北往南跑了很多地方。

  张秀云说,“我一共有7个孩子,其中3个孩子都在北京当兵。说起来我们是革命家庭,我也感到非常骄傲。”

  文/本报记者 朱薪雨  图/本报记者 孟达

  儿童团揪汉奸

  家中5人是地下工作者

  张克嘉


  出生于1934年,烟台龙口人,1940年前后加入抗日儿童团,担任团长。其一家7口人有5人都是地下工作者,大哥张予聪烈士在解放青岛战争中牺牲。张克嘉后任青岛25中(现二中分校)教师,现已退休。

  “抗日战争时期我年纪还小,但当时就参加了抗日儿童团,担任团长。”今年81岁的张克嘉回忆起过去,感慨地说,当时他全家有7口人,父亲、姐夫和他们兄弟共5人都是地下工作者,母亲和姐姐虽不直接参与,也间接地帮忙做事。后来,其大哥张予聪1949年在解放青岛战争中为保护青岛发电厂而牺牲,父亲张子元也多次入狱,受尽酷刑。

  “我受父亲的影响,虽然还在上小学,但加入了学校的儿童团,并成为团长。我们配合当地的八路军游击队开展工作,并利用玩耍的时机发现抗战情报。我当时还和几个小伙伴暗中盯住一个给日军炮楼报信的小卖部老板,把这个情报报告给了游击队员,我们儿童团也因此得到了表扬。”张克嘉说。

  文/图 本报记者 朱薪雨  

  难忍侵略者欺凌

  小伙一怒从军去

  申作太
  

  出生于1928年,山东日照人,1945年参军,当时抗日战争接近尾声,而促使其参军的则是对侵略者的愤慨。

  1945年申作太仅17岁。在他14岁时,父亲去世。作为家中长子,长兄如父,他却毅然从军。让他这样的做的动力,来自于十几年中见到的侵略者暴行。在抗战胜利之前,他和战友们一路“撵”着敌军在日照、诸城、薛家岛等地打过数次战役。

  “不能忍。”即使耳背、喉咙嘶哑,申作太说起当年参军经过,还是很气愤。他语气急促地讲了一些当年侵略者的暴行——日本侵略者烧杀掳掠,很多淳朴的乡民失去了家园甚至生命……“当时鬼子撤退,从日照到青岛,然后坐船回日本,我们就撵着他们打。”申作太说,他们没能与日军交战,打击的都是伪军。战斗非常惨烈,和申作太一起参军的表哥在第一次战斗中就英勇牺牲了。文/图 本报记者 韩小伟

  单传增

  十四岁参军入伍,

  解放后回乡母亲认不出
 

  出生于1930年,泰安新泰人,1944年到八路军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任卫生员。先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过6次三等功,1979年12月转业,离休前任青岛阜外医院(港口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14岁就参军入伍做卫生员,在战火磨砺中长成硬汉,7年后回乡连母亲都认不出是自己儿子……回忆起抗战的峥嵘岁月,今年85岁的老兵单传增对当年的情景依旧记忆深刻。

  单传增告诉记者,1938年,他的父亲单昭训在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做地下交通员,当时他作为家里的长子,开始协助父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4岁父亲正式把我送到八路军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任卫生员。”单传增告诉记者,抗战期间,他先后在队伍里任卫生员、护士、护士长,经历过很多次战役。单传增回忆,当时条件非常艰苦,部队医护人员急救包里的碘酒、红汞都是自己配的,绷带、纱布都是自己制的,一般伤情的病号只能用磺胺类普通消炎药,重伤员才舍得用盘尼西林类消炎药,失血过多的战士通过相互输血的方式急救。

  抗战爆发后,单传增的母亲为了躲避日本人,也带着单传增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到沂蒙山区逃难,直到解放前才回到新泰。单传增是1951年回到家乡的,14岁离家后就没见过母亲,再见面母亲竟认不出他,两人抱头痛哭。文/图 本报记者 张同顺

  村小教员身份作掩

  暗中开展抗日工作

  滕吉梅
 

  1924年出生,山东文登人,青岛市离休干部。抗日战争时期负责文化、宣传工作,表面上是村小教师,实际上带领儿童团、帮助组织进行抗日斗争。

  1924年出生的抗战老兵滕吉梅是一名离休干部,今年91岁,现住青岛福彩四方老年公寓。老人家身体十分硬朗,回忆起当年的故事井井有条。“1939年我还在文登上中学,结果学校让鬼子给占了,后来学校迁移我也跟着走了。”滕吉梅说,虽然还没上完学,但她在村子里也属于有文化的人,就在村里的小学当老师,带着儿童团进行抗日斗争,同时也教识字班的妇女们认字儿,宣传抗日政策。

  “为了躲避扫荡,学生早饭之前先来上一会儿课,白天的时候就躲到树林里去。”滕吉梅说,当时环境十分恶劣,条件也非常艰苦。村里很多人都帮助部队进行抗日斗争,她表面上是老师,实际上晚上也跟着共产党组织开会、做记录,做宣传工作,大伙儿一起商量怎么对付鬼子。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7年,滕吉梅就来到了青岛。

  文/本报记者 朱薪雨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版权稿件,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热门推荐

房产 | 旅游 | 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