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说起民国时期的外交，首先想起的人物自然是顾维钧，其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的姿态常为人所推崇。殊不知，民国时期的外交界还有一位和顾维钧齐名的外交英才 ，他正是华盛顿会议中方的幕后操纵者——颜惠庆。
说颜惠庆是外交界的“常青树”一点都不为过。自北洋政府成立后，颜惠庆即担任外交次长(即外交部副部长)一职。此后外交总长曾多次更迭，但颜惠庆却一直稳居次长之席，人称“不倒次长”。颜惠庆跨越晚清、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和新中国4个时期。如果说北洋外交有一位领军人物的话，一定是颜惠庆。
颜惠庆既然活跃于外交界，就必然跟青岛有扯不断的联系。在青岛回归的过程中，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今天的《发现青岛》，咱们就来聊聊颜惠庆。
他这样当上国务总理 颜惠庆(1877-1950年)，字骏人。颜惠庆生于上海虹口一个传教士家庭，后赴美留学，以全优成绩从弗吉尼亚大学文学部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获学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
颜惠庆的才学自晚晴时期就崭露头角。陈雁在《颜惠庆:北洋外交的领军人》一文中称，1906年10月，清学部(今教育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学成归国的颜惠庆参加考试，名列文科第二。他回到上海后受聘于商务印书馆，主编《英汉双解标准大辞典》，这是第一本完全由中国人编成的大型英汉辞典。1910年夏，清政府再次为留洋归国学生举行殿试，颜惠庆再试中的，获授翰林院编修。不久，擢升为外务部参议。辛亥革命爆发前，颜惠庆已升任外务部左丞，开始进入中国外交界“领导核心”。当时的他，年仅35岁。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35岁正是干事创业的大好时期。颜惠庆年纪轻轻，就进入外交界上层，深为时人所褒赞。恰巧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帝国倒台，外交系统再度人事更迭。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陆征祥出任第一任外交总长，而出任外交部次长的，正是颜惠庆。由于陆氏体弱多病，颜惠庆实际主持外交部工作。此后，外交总长曾多次更迭，但颜惠庆却一直稳居次长之席，人称“不倒次长”。
颜惠庆就任外交次长之后，最大的一次挑战来自华盛顿会议。1919年的巴黎和会，由于列强在青岛问题上偏袒日本，中国代表愤而拒签合约。华盛顿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的继续，是美国为调和列强在远东，特别是中国的利益而召开的重要会议，也关乎青岛是否能够收回。在这次会议中，颜惠庆幕后指挥中方代表，施展了灵活的外交手腕。简而言之，即是巧妙规避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周旋于列强之间。最终，青岛得以重回祖国怀抱。当然，从日本手中夺回青岛绝非说起来那么简单，其间历经波折坎坷，我们在下篇会详细描述。
在外交界叱咤风云的颜惠庆，自然也想在政界施展抱负。可他错看了当时中国的政局，要知道，北洋强人可不比外交绅士，政治的水更混也更深。1920年，颜惠庆扳倒了政敌，时任国务总理的梁士诒，继而署理国务总理一职。然而，在派系林立、军阀当道的北京政府内，颜惠庆很难施展抱负。1922年6月12日，颜惠庆任黎元洪政府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因屡遭国会刁难，不得不于7月29日内阁全体辞职。1926年5月，颜惠庆在吴佩孚支持下再度组阁，但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从中作梗，竟然出现无阁员入阁的窘境，落下了“光杆内阁”的笑话。6月20日，颜惠庆被迫下台，离开政治中心北京在天津当起寓公，专心投资实业。
外交家的生意经 下野后，颜惠庆一直在天津赋闲。也许外交绅士真是见不得北洋军阀的卑鄙手段，颜惠庆似乎铁定了心跟政治划清界限，闷头做起了生意。马樱健在《颜惠庆旧居：最擅经商的外交官》一文中，对颜惠庆这一时期的活动多有记载。
颜惠庆在民国历任外交官当中，以“最擅长经商”著称。史料记载，颜惠庆在天津曾与友人成立大陆商业公司。这一次的亲身经历让颜惠庆对股份制经营有了新的认识：“我参加股份贸易公司的经验证明，只要利息按时付给，股东一般不会找公司的麻烦。主持年度股东大会之人应当公布公司经营状况，尊重不满意的股东行使正当权利，遇到股东质询时应及时解释，以防止事态扩大，导致其他股东加入这一因误传引起的质问行列中。”还有一些经商见识，恐怕现在不少企业家都望尘莫及，如对于“资金链不畅”和“家族垄断”，他认为，“检查一般公司经营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两类：其一，资本太小无法满足需求，资金周转不利，难有作为；其二，在创立大实业公司的过程中，缺乏管理经验。此外，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普遍认为血缘关系是最紧要的团结信任的基础，如果缺少这层关系，任何合作事业的成功都会变得不可靠。但在实际运作中，家族经营的实业必须引入外姓人才，方能使产业发展。新的教育、新的思想和新的经验正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陋习。新的秩序与制度也将在商贸事业中发育成长”。
除了经营实业之外，颜惠庆还跟不少昔日的大佬过从甚密。当时的天津上层社会各界名流云集，有退休的大总统，前国务总理和内阁总长，下野军阀和各省督军，此外，还有地方巨富望族。虽然聚在一处，但这些人平时却各成一派，绝少往来。颜惠庆在日记中记载，“各政治派系集团，直系、皖系、奉系、国会议员、独立自由分子皆自成系统，纵然同处一城，鸡犬相闻，各派系成员都坚守各自的社交圈子，不越雷池一步。除非某些国际社交场合，否则绝少相互往来酬答。当日本驻津部队司令官或日本总领事及其高级外交代表举行宴会或招待会时，被邀请的各系要人才得以会面，在各派系人物齐集的宴席上，确实能暂时忘却昔日的仇恨，虚以委蛇而已。”
在颜惠庆接触的朋友中不乏响当当的大人物，如徐世昌、曹锟、段祺瑞等人。《颜惠庆旧居：最擅经商的外交官》中称，在天津，颜惠庆曾拜访过徐世昌、曹锟和段祺瑞。“两位前总统每逢寿辰，都要举行盛大宴会。昔日的同僚旧部、亲朋好友皆前来恭贺致意。徐大总统主要以诗文、书画消磨时光，此外还耕作园中，养花种菜。他经常提起当政期间的外交成就 ，尤其对华盛顿会议的谈判结果特别满意。眼看后来武人不能加以利用，深感痛惜。曹大总统闲居以后难改昔日的脾气秉性，确实也有报道说他索居无味，常常郁郁寡欢。”
与两位总统相比，段祺瑞“处境较为寒酸”。颜惠庆回忆，段祺瑞在天津没有自己的公馆，住宅是一位忠心旧部提供的。段祺瑞吃素，宴请客人也是全素席，宾客往往不得已而敷衍其间。他仍然自制力极强——喜欢玩麻将，以八圈为限，牌友们也得在晚上10点前散去。他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和下肢风湿症，为此不得不把两条腿浸在冷水里，以减轻痛苦。
颜惠庆舌战日内瓦 如果没什么变故，颜惠庆很可能从此就渐渐淡出外交圈子了。但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成为颜惠庆人生的一个转斩点。国难当头 ，1931年10月，颜惠庆欣然出任国民政府外交特种委员会委员，主要负责对美交涉，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国出席“国联”(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曾拥有58个成员国)行政院会议首席代表和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团长，负责敦促“国联”解决中日争端。
此时，日本正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蒋介石因倾其全力“剿共”，故特别寄希望于外交解决中日问题。当时的“国联”很有现在“联合国”的地位，成为国民政府的救命稻草。可是在“国联”理事会的议案讨论过程中，日本经常对中国的提案投否决票(按照“国联”盟约的规定，日本是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造成中日争端无法摆上台面。颜惠庆任职后，和中方人员进行商量，决定绕过理事会，把意见直接提交大会讨论，因为按照“国联”第十五条规定，提交大会讨论，相争双方不能参与投票，日本就无法行使否决权，中国与日本便处于相同的地位。
据孙增德《颜惠庆舌战日内瓦 谴责日本侵略者》一文记载，日本代表深知颜惠庆这一招的厉害，极力反对将中日争端提交大会，日本代表污蔑中国，说中国是一个没有组织的国家，不能保护日本侨民，所以“国联”盟约不能适用于中国，坚决反对将此案移交大会。颜惠庆马上用娴熟的英语进行反驳，中国政府和人民极盼统一，组织一个现代国家，恰恰是日本不愿意中国统一，经常煽动中国的军阀们混战，从中牟利。颜惠庆紧接着反问日本代表佐藤，日本是个有组织的国家吗?日本代表才在“国联”理事会上做出种种不扩大事态以及撤兵的承诺，转身日本就挑起这次的上海事变，故中国完全适用于“国联”盟约。一席话说得日本代表哑口无言，瞠目结舌，也赢得了在场所有外交官们和记者的好感。
最终，中方的提案获得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日军无条件撤离，上海战区陆续归中国接管，从而宣告日本的侵略上海阴谋暂时没有得逞。中国政府在军事以及外交暂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当然，这个胜利是暂时的，不久，日本就宣布退出“国联”，其在中国的侵略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