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令孺，新月派女诗人，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讲师，青岛大学“酒中八仙”中的何仙姑。抗战时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49年后被选为上海市妇联副主席，1958年出任浙江省文联主席。1976年病逝。
这样看一个人的一生，未免简单。作为诗人，大学教授，方令孺与大时代紧密相连，更重要的是，她的一生这样走来，代表了一代知识女性的独立和坚强。她的诗歌和散文之中，蕴藏着她内心的独白、灵魂的低语，一个丰富细腻而又阔大丰饶的精神世界。
方令孺出身于安徽桐城方家，到了晚清，桐城方家不再是簪缨家族，但毕竟“桐城古文派”的底蕴在家族中流传。出生于书香世家的方令孺，注定了她将成长为一名新时代的知识女性，可是大家族根深蒂固的观念也无形中束缚着她。她的苦闷与彷徨，哀愁与悲伤，缘于她的旧式婚姻。
在散文《家》里，她写道：“做一个人是不是一定或应该有个家，家是可爱，还是可恨呢？这些疑问纠缠在心上，叫人精神不安，像旧小说里所谓给梦魇住似的。”3岁即许配与南京的富裕之家陈氏，19岁方令孺完婚。新文化运动之风，吹拂大江南北，觉醒之后的方令孺无法从旧式婚姻中挣脱出来，但她成为桐城县第一位出国留学的女性。1923年，赴美国留学。先在华盛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攻读西方文学。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开始在青岛扎根生长，校长杨振声在国立青大校医邓仲存（安庆人，邓石如后人，邓稼先的大伯）的介绍下，聘请方令孺任中文系讲师。
没有爱情的婚姻不幸福，方令孺与丈夫陈平甫琴瑟不和，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孤身一人在青岛大学教书，郁郁寡欢。在梁实秋的印象中，“她相当孤独，除了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以外，不喜与人来往。她经常一袭黑色的旗袍，不施脂粉。她斗室独居，或是一个人在外面而行的时候，永远是带着一缕淡淡的哀愁……不愿谈及家事，谈起桐城方氏，她便脸色绯红，令人再也谈不下去。”
青岛大学的“酒中八仙”在薄暮时分上席，夜深始散。在这样猜拳饮酒的喧闹场景，斯文的教授们，显示出豪放的一面。唯一的女性，方令孺，不胜酒力，一杯薄酒，脸就红红的，脸上带着浅浅的笑。置身于人群中间，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痛苦与烦忧。表面有多热闹，内心就有多孤寂。美酒无法让人摆脱内心的孤独。
新月社新出版的杂志就叫《诗刊》，1931年1月出了创刊号，有方令孺的《诗一首》：爱，只把我当一块石头，/不要再献给我，/百合花的温柔，香火的热，/长河一道的泪流。
生活中，方令孺并不孤单。此时，新月派的文人、诗人多在青岛。互相砥砺，创作了大量的诗文。陈梦家在南京读大学时，与同学方玮德同时受教于闻一多。两人跟随闻一多写新诗。闻一多到青岛大学任教时，把陈梦家带到青岛，担任他的助教。陈梦家与方玮德在信中交流诗歌创作。新月派诗人方玮德是方令孺的侄子。因为陈梦家的缘故，方令孺与闻一多交流自然也多。两个人之间，渐渐地有了一种微妙的心灵的默契。
“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写的是方令孺。后来，方令孺对她的学生裘樟松说过这件事。闻一多写《奇迹》，方令孺写《灵奇》，正是一种情感上的共鸣。方令孺感受到爱的力量正是这“灵奇的迹，灵奇的光”。爱是一种力量，打破了某种平衡，也打碎了内心的宁静。两人之间的微妙感情，也产生了流言蜚语。闻一多的妻子高孝贞，从湖北老家来到青岛。
1931年11月，方令孺离开青岛大学，去了北平。
自从1929年方令孺离开丈夫，独自抚养女儿之后，她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孑然一人，孤独前行。
1949年之后，方令孺先后在上海、杭州定居。进入新时代，方令孺的笔墨不再是新月那样的纯粹的诗意，文章合时而著。上世纪50年代初，她曾到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战士，歌颂朝鲜人民《凤凰在烈火中诞生》。
“文革”中，方令孺遭到迫害，遗憾的是，她没有看到对方的垮台。1976年9月30日，方令孺病逝，享年80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方令孺平反昭雪，举行了追悼会。
新月派女诗人，方令孺和林徽因，代表了知识女性的两种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与林徽因相比，不论是生活还是诗作，方令孺都很低调。她没有那么多的传奇色彩，但，她有着同样丰富的内心世界，只是，她的悲欢和离愁，她的心酸和不易，无从探知了。柳已青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