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燕明
早就说好当伴娘的闺密，在自己婚期前一个月突然“请辞”，家住武汉汉阳杨泗港附近的王女士，4月5日在跟记者谈论起自己计划于“五一”期间举行的婚礼时，显得很无奈：“闺密说看到柳岩被‘闹伴娘’，怕自己也被整，非要我签一个‘禁止闹婚协议’，我和婆婆还为此大吵一架。”（4月5日《武汉晚报》） 无论是从柳岩的遭遇来看，还是从频见报端的新闻来说，一些地方的闹婚的确是越来越低俗化。闹婚虽然“闹”的是新郎新娘，但伴郎伴娘的主要职责，便是“保护好”新郎新娘，一旦“过火”，真正的受害者基本上都是伴娘。闹婚本来是一种社会习俗，但如今却越来越像一种恶习，这令人叹息，也令人反思。
在这样的境况下，出现“闺密反悔”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闺密一开始答应当伴娘，那是因为二人之间拥有纯洁的友情；后来反悔则是得知新郎家那一带闹婚很凶，再加上柳岩被闹的负面影响，她选择反悔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众所周知的一种印象是：如今的闹婚，早已没有了以前的传统文化味，而是充满了庸俗与低俗的底色。
客观来说，闹婚是一种习俗，只要没有触及到法律底线，没有影响到公序良俗，没有让他人感觉到不适，那就无可厚非。这就是说，闹婚没有问题，但应该有底线、有原则，不能想怎么闹就怎么闹。
从这个角度来说，“禁止闹婚协议”也是一种权利伸张。伸张自己拒绝“闹婚”的权利，伸张自己不被消遣的权利。不过，这样的做法让闺密很尴尬，让新娘在婚前与婆婆生了矛盾。但这并不能怪罪伴娘，因为她当前的选择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当然，置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审视，这也是对闹婚这一习俗的警示。如何让低俗的闹婚走开，还需要更多人的思考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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