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评论员 韩金惠
困难不是偷盗的理由。不过,对于这起偷盗事件,我们既不能在是非原则上放低要求,也不应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道德审判。当务之急是,相关部门能以此事为契机,在救助机制上狠下功夫,从根本上解决“大病致贫”问题。 6月2日晚,有媒体曝出“偷鸡腿妈妈”是“惯偷”,舆论出现了“反转”。不过,刘某燕对此予以否认,她说以前和病友一起去超市,因为没有钱,都是只逛不买,并没有多次盗窃。事发超市当晚值班的止损员也向记者证实说,之前只是觉得刘某燕只逛不买的行为有点特别,5月31日晚是第一次发现她偷东西。(6月3日大众网)
六一儿童节偷个鸡腿给女儿,一个奇怪的小偷,牵出了一段心酸的故事。然而,随后超市营业员指控“偷鸡腿妈妈”是惯偷,舆论首次发生反转,超市当晚值班的止损员证实是第一次发现她偷东西,舆论再次发生反转。
回到偷鸡腿事件的起因,刘女士有两个女儿,均患有肾脏疾病。家庭经济困难,加上丈夫与其离婚,让母女三人的生活陷入困境。虽然老家所在的当地政府为刘女士办了低保,也有新农合,但是因为出省就医,费用只能报销三分之一。而女儿治病所需要的药物中,一些价格高昂的进口药又被排除在报销范围之外。把账本摊开来,贫困的现实就赤裸裸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刘女士一家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保障水平和医保制度的问题,应该通过制度兜底来解决。
然而现实情况是,无论新农合还是大病医保,都没能拯救这个因病致贫的家庭。一个母亲带着两个患病的女儿,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选择去超市偷东西。如果不是这一次偷盗,一家人的生活恐怕根本不会被关注。而还有多少跟刘女士有一样遭遇的家庭,却没有刘女士一样的“幸运”被发现和关注,我们更不得而知。
困难不是偷盗的理由。不过,对于这起偷盗事件,公众既不能在是非原则上放低要求,也不应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进行道德审判。对于公众和媒体来说,过度消费“偷鸡腿妈妈”毫无意义。反倒是,对低收入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能不能继续加强,大病救助的制度如何最大程度发挥兜底作用,大病医保到底分别各自能报销多大的比例,老百姓多大程度上仍存在“大病致贫”的情况,这些问题才是应该深入发掘,多多发表意见与建议的。我们期待着,相关部门能以“偷鸡腿妈妈”为契机,在救助机制上狠下功夫,从根本上解决“大病致贫”问题。
事情发展至今,已有众多爱心人士给刘女士一家捐款,这个妈妈和她的女儿有了暂时的生活保障,但是,更多的孩子能不能在健康的环境下成长,更多的低收入家庭能不能有尊严地生活,还需要一个更完善的社会救助兜底机制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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