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记者 徐军
相比近几年来备受关注的留守儿童等群体，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是一个隐匿的、并不被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的群体。“他们未曾犯罪，却要承受父辈犯罪所带来的的压力和痛苦；他们无法选择家庭，但家庭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在一份关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调查报告中，这样形容这些孩子们的境遇。离开父母的他们生活有怎样的遭遇？他们面临着哪些为人所不知的困苦？他们的家庭又是怎样的？本报记者在最近两周内，采访了多个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了解这些孩子的生存现状。
特殊的群体
12月14日，当天青岛最低气温-3℃，是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早上6点，家住城阳区河套街道 的李义道早早起来，在村口坐上901路公交车到城阳区政府站，转乘502路公交车。大约三小时后，他到达了目的地——位于市南区山东路上的帝威国际大厦，这是青岛市红十字会所在地。
和三个月前来这里的目的一样，57岁的李义道是来青岛市红十字会小草基金（下简称“小草基金”），给7岁的孙女苗苗领取2016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救助金。他的独子因盗窃、抢劫罪，在六年前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拿到一张1500元钱的支票，李义道歪歪斜斜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为防折损，他小心翼翼地将支票夹在孙女的作业本里。走出大厦，李义道穿过地下通道走到公交站，准备原路返回。春夏秋冬，每季度一次这样的往返，李义道已经走了10多次了。
和李义道一样，当天来给孩子拿救助金的有十多人，他们中大多数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其他亲友，孩子们每月的救助金从500元至1000元不等，每季度领取一次。这些接受救助的孩子最小的不到3岁，最大的接近16岁。在这个公益组织成立的4年里，已经完成救助的孩子有17名，正在救助16名孩子，总支出有60多万元。特殊的是，除其中一两位孩子外，其他约30名接受救助的孩子是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在监狱中服刑，导致孩子的监护缺失或监护不足。小草基金是国内首个专门救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公益组织，目前正在救助的16名孩子中，15名孩子父母一方或双方在服刑。这些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被小草基金的工作人员称之为“失依儿童”。
全国有多少因父母服刑而失依的未成年孩子？一个引用较为广泛的数字是2005年司法部的调查结果：截止到2005年年底，在我国监狱服刑的156万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员近46万人，占押犯总数的30％左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逾60万。这是可查的来源于权威机构的最近数据。
目前在青岛又有多少因父母服刑而失依的儿童？记者咨询了民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均未获得具体数字。小草基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该公益组织成立之初，司法部门曾提供过一个数据，“发现青岛服刑在教人员的未成年子女有一千多名，其中生活极度困难的有近百名”。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相比留守儿童、孤儿等广为人们所知的特殊群体不同，父母双方或一方服刑而造成的“失依儿童”的权威数据和相关报道并不多，而且他们的生活状态也并不为大多数人知晓。
父辈的罪过
回忆起儿子入狱前后的几年经历，李义道有很多的懊悔、愤恨和无奈。在他心里，所有的事情源于一场车祸和自己对儿子的教育不够。
李义道回忆，儿子21岁时骑摩托车在一个路口，被一辆左转的三轮车撞倒，三轮车的玻璃扎进儿子的脖子，胳膊也严重受伤。李义道告诉记者，事故发生时“对方没打转向灯”，他认为事故责任方应是对方而不是儿子，但考虑到起诉费用和对方赔偿能力有限，即使他胜诉也难以拿回赔偿，他们并没有起诉。在儿子住院十几天后才捡回一条命，车祸赔偿之事也就不了了之，包括医药费在内，对方没有支付一分钱的赔偿。
出院后儿子右臂半瘫痪，意志大大消沉，李义道早出晚归走街串巷卖煤，对儿子问之甚少。他不清楚何时起，儿子和村里的几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混在一起， “他们拆变压器，变卖其中的铜，后来又有一次抢劫。”李义道说，在儿子参与的一次抢劫加油站后，同伙被警察抓住。李义道劝儿子自首，但儿子选择了躲逃。躲逃的三年里，李义道的儿子和一位菏泽来青务工的女孩相识，成了男女朋友并未婚先育。躲逃的第三年，李义道的儿子被绳之以法，此时女朋友才知道他有罪在身，随后一怒之下自己返回娘家，而他们的女儿苗苗才仅仅1岁多点。
记者梳理接受救助孩子的信息了解到，和苗苗类似，这些孩子的父母一方或双方服刑，罪名包括抢劫、盗窃、吸食或贩卖毒品等，甚至还有的是家庭争吵中，丈夫失手杀害了妻子。而且很多孩子的父母是在其中一方服刑后，另一方选择离婚出走；或者像李义道的家庭一样，本来双方就没有结婚，而事后选择离开；也有的孩子原本就生活在单亲家庭之中，其父（母）服刑后则失去了依靠。
像苗苗一样，父母双方均不在身边，这些还处于儿童期甚至是幼儿期的孩子们，不得不跟随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而爷爷、奶奶无能为力或者已经过世的孩子们，则只能再投奔到其他亲戚家中，甚至有的孩子由父母的朋友代为收养。
现在正在接受青岛红十字小草基金救助的15个孩子，在沦为“失依儿童”时，多数还处于幼儿期，他们的父母罪行严重的刑期长达十几二十年，甚至是无期徒刑。在这些孩子的幼年、童年 成长期，没有完整的父爱、母爱的陪护。父母一方或双方在监狱的刑期，也成了孩子和家庭的另一种“刑期”。
破碎的家庭
处于年富力壮时期的父母入狱服刑，常常让整个家庭变得几乎是破碎不堪。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群体家庭和生活情况方面的数据性资料，记者未能从相关部门获悉。2008年8月至2010年4月，民建山东省委妇委会、青岛市妇联、青岛大学三方联合组成课题组（下简称“课题组”），采用抽样问卷调查形式，对青岛某监狱412名服刑人员进行家庭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服刑人员中30%的家庭是离异的，“在离异的犯人中，有75%的家庭是在他们入狱后解体的，并且，配偶再婚和弃家而去的比例高达53%，（未成年的孩子）由父母、朋友抚养成的占46%，无人监护的占7%。”
李义道告诉记者，苗苗妈妈每年回来看望苗苗的次数仅有几次，苗苗对妈妈的感情也明显淡薄。记者调查采访中发现，苗苗的遭遇并非个例，甚至还有比她生存状况更让人担忧的孩子。
家住市北区的凯凯，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就因罪被判入狱，凯凯由70多岁的奶奶和50多岁的大伯来照顾，六年后母亲出狱时，凯凯已经要读初中了。住在姑姑家的琛琛，在不到1岁时父母离异，不满2岁时父亲就因为贩毒而入狱，爷爷在琛琛的爸爸入狱第二年去世，奶奶已经年近八旬，琛琛从小在姑姑家长大，姑姑、姑父对他非常疼爱，“当成自己孩子照顾。”琛琛的妈妈并不抚养他，但差不多每周能来看他一次。家住市北的蓓蓓就没有这么幸运，在父亲入狱、母亲出走后，由60多岁的姑姑收养。
对于这些处于困境中的孩子来说，他们的父母一方服刑，另一方无论是已经离婚还是离家出走组建了新的家庭，还是杳无音信，对孩子的照顾和抚养都明显减少甚至缺失；孩子由爷爷、奶奶或其他亲属照顾的，则又因爷爷奶奶年龄渐老，种种疾病缠身而生活困苦；而对于另一方没有离婚也没有离家出走的，一个人既要照看孩子也要设法赚钱养家，生活则是倍加艰难。
疾病的困扰
“祸不单行”，这让很多服刑人员家庭有着切身的感受。重重困难中，最让他们担忧的，就是疾病来袭。
年仅1岁多时，聪聪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在白血病中属高危类型），他的爸爸刚服刑10个月。聪聪老家在临沂，2012年的9月，聪聪和双胞胎弟弟在青岛出生时，爷爷、奶奶从临沂赶来照看他们。2013年6月，聪聪的爸爸因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10个月，此时聪聪和弟弟才10个月大。2014年4月，聪聪刚被诊断出白血病。
聪聪的爷爷秦立进原以为孙子的病很快就能治好，但没想到两年半时间过去了，聪聪的治疗仍在继续。两年多来，聪聪几乎全是在医院度过，最长一次连续住院300多天。青岛市妇儿医院血液科医师庄超告诉记者，聪聪现在处于化疗之后的骨髓抑制期，各种血项低，最担心的就是出现感染，一旦感染仅抗感染药就上千元一支。聪聪治疗还需要半年时间，暂时还不需要造血干细胞移植，但还有复发的可能。如果化疗结束后病情再复发，则要考虑骨髓移植。而一旦进行骨髓移植，则可能需要几十万甚至近百万。
“这两年多的治疗已经花了快一百万了。”秦立进告诉记者，一开始孙子医保不在青岛，40多万是自付的，后来医保转到青岛后，60万左右的花费报销了一半。到处找亲戚、老同学借钱，为了给孩子治病，秦立进甚至考虑过卖肾，但被医生严厉斥责。秦立进告诉记者，虽然儿子入狱，但儿媳对这个家庭不离不弃，每天照顾聪聪正在上学姐姐和弟弟，白天、晚上去干钟点工赚钱，一个月有不到3000元的收入，能维持生活，但根本不够治疗费。
“青岛的好心人真多。”秦立进向记者感叹，2015年1月起，小草基金给聪聪办理了每月800元的救助。聪聪患病后，他们一家当时暂住的合肥路街道帮助申请过2万元的补助，社会上的爱心人士累计给他捐了5万多元。2016年，秦立进在老家办理了低保，但每月只有100多元。虽然这些钱对于聪聪的治疗是杯水车薪，但是他们一家已经非常感激。
2016年2月，秦立进终于因压力过大而突发脑梗，身体偏瘫而不能行走。在回老家治疗三个月后才渐渐恢复，这期间又花了2万元。现在，秦立进经常为给聪聪借钱治疗而发愁。在他看来，如果哪天救不了孙子，他自己也能为自己的不放弃而心安。
孩子生病往往是爷爷、奶奶等监护人最犯愁的时候，有个感冒发烧常常就要花费成百上千元。然而，采访中记者也发现，相比孩子，照看这些未成年孩子的爷爷奶奶年龄渐高，更是疾病的高发人群。苗苗的奶奶患有癫痫，几乎每个月都会犯病，发病时“双腿僵直，呼吸不上来，眼珠外鼓”。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
受伤的心灵
服刑人员的家人常常感觉抬不起头来，很少和别人提及不光彩的家事，尤其是担忧未成年的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母是服刑人员后，心理上有难以承受的压力。
父母开始服刑时一些孩子还是幼儿，还未能形成清晰的记忆，因此在不少家庭，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其他监护人，则以“爸爸妈妈在外国工作，过几年回来”之类“善意的谎言”，来回答孩子们常常提出“爸爸去哪了”、“妈妈去哪了”的疑问。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几年甚至十多年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
小草基金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无论孩子的家长还是老师，大多数人都非常注意保护孩子的隐私,“我们工作的具体内容很少向外界透漏，每年带孩子举行活动时，也从不提及敏感的字眼。”在城市的“陌生人”社会里，左邻右舍之间交流较少，只要家人对孩子保护较好，孩子很少有机会知道自己父母的服刑的真实情况，但是在农村的“熟人”社会里，往往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孩子小时候，我们就给她说你爸爸是去上班了，但是现在有点瞒不住了。”李义道告诉记者，在苗苗上学后，曾有她的同学当面嘲笑她“你爸爸被关进监狱了”，苗苗回家后常常大哭，“一次还能瞒得住，说的人多了孩子也就知道了。现在每两三个月我们带孩子去看她爸爸一次，希望培养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大人有罪，孩子是无辜的。”李义道说，随着苗苗年龄渐大，自尊心渐强，苗苗看到其他小朋友和父母在一起时，她还是充满了羡慕，甚至有些抱怨自己的爸爸妈妈不关心自己。
“对于有监护的、在学校读书的服刑人员子女，从调查结果看，与正常家庭子女相比，在认知、情绪、社会发展、人格发展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学习兴趣低，成绩不理想；在自我认知上，有自卑心理，容易自我否认；在人际关系上，自我封闭，关系失调……。”来自课题组的报告显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被歧视和边缘化，不光影响着孩子，反过来还影响着正在服刑的父母，“高达55%的犯人最担心的事情是孩子被歧视和无人照顾。”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李玉焕告诉记者，对于父母服刑的未成年人来说，家人将父母服刑的事实长期向孩子隐瞒，而孩子又长期见不到父母，那么孩子就会对这种情况做出不同的解读和相像，“比如认为是不是父母不要我了？父母不爱我了？”因此会产生孤僻、自我否认等心理问题。“我们主张家长平和地、艺术地将真相告诉孩子，不一定要提到父母‘犯罪’这样的说法，就说爸爸妈妈犯了错误，改正后一样是好的父母。”李玉焕告诉记者，她曾接到过一个不知父亲服刑而心理焦虑的孩子，在平静告知和疏导后，孩子很坦然地接受了事实。
李玉焕告诉记者，在孩子受到外界嘲笑的时候，家人安慰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个原则，“一是让孩子知道父母犯了错误，孩子是没有错的，父母改正后仍是好的父母。二是告诉孩子们，别人的看法没法左右和改变，对待这些说法要平和对待。”
救助的乏力
民建山东省委妇委会等三方组成的课题组调查研究发现，“80%的服刑人员入狱前是一个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被捕入狱所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灾难性的。有68%的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不得不依靠父母、亲朋以及社会救济，或者入狱前的积蓄度日。”
在红十字小草基金现在救助的15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中，有2名孩子的户籍是在外地，其他13名孩子户口在本地，在这13名孩子中，至少4名已经办理了低保。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根据目前的救助标准，对于父母双方均服刑的未成年子女，可视为孤儿进行救助；对于父母其中一方服刑，则合计家庭收入，参照低保办理标准决定其是否符合办理低保条件；对于父母一方服刑，另一方出走，由爷爷、奶奶照顾的孩子，同样是合计家庭收入，参照低保办理标准决定其是否符合办理低保条件；如果父母一方服刑另一方出走，由姑姑等其他亲戚抚养的，则同样可以视为孤儿进行救助。而对于因疾病等原因造成家庭困难的，则可参照低保边缘、中低收入和因病致贫的情况，进行救助。
按照青岛市目前低保救助的标准，市南区、市北区等七区城市居民每人每月650元，即墨市、胶州市等四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580元。黄岛区、城阳区、高新区农村居民每人每月580元，四市农村居民每人每月470元。
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服刑人员家庭存在的情况是，虽然家人中有一定的收入而让他们在低保线附近，但是对于这些处于学龄期的孩子来说，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他们学习、生活所需的费用越来越多，爷爷、奶奶等监护人又常常是疾病缠身，低保的救济能够缓和他们贫困的窘境，但是仍难以让他们过上像正常孩子一样的生活水平。而且，孩子们遭受的歧视、缺少关爱、性格影响以及人际沟通等方面的问题，也不是简单地靠低保能够救助的。
“司法部门和监狱帮我们提供服刑人员有未成年子女并且贫困的家庭，我们一家家走访，确定是否符合条件，符合条件的，我们救助到16岁或者父母服刑结束。”小草基金负责人介绍，由于对孩子们的救助周期长而基金本身善款不多，因此救助时只能“贫中选贫”。
担忧的未来
父辈触犯法律入狱，让服刑人员的家庭在教育下一代上格外注意，尤其是在道德教育上。
“我经常给孙女说，在教室里捡到别人的铅笔、橡皮，一定要交给老师，不要拿别人东西。想要什么东西，告诉爷爷，我想法给你买。”李义道告诉记者，儿子的犯罪让他非常内疚，感觉自己“不太会教育孩子”，因此在教育孙女上他格外仔细，看到孙女成绩不佳，就每月挤出300元钱给她报了辅导班。在记者采访中，苗苗高兴地拿出一张得分100分的数学试卷，向记者展示。
然而，对于李义道这样抚养着未成年孙女的老人来说，他们年龄较低点的已经在六旬左右，年龄较高的甚至已经是年过八旬。他们几乎都有一个隐忧：能不能活到自己的孩子出狱？
“我父亲是66岁去世的，我今年65岁，我担心活不过我父亲。”李义道直言，儿子刑期还有十年左右，而自己越来越老，身体还总是生病，“我和她奶奶有一天没了，我孙女不就成孤儿了吗？”同样忧心忡忡的还有康康的奶奶， “如果我走了，孙子变成了孤儿，儿子回来也没有了家。”
专家之声：关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共努力
青岛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员刘同昌教授，是 民生问题的研究专家。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成长中所遇到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刘教授。
“父母服刑，孩子谁来照顾？这个问题涉及的比较广泛。”刘同昌教授表示，对于服刑人员子女的救助上，需要政府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父母有罪，但孩子本身无罪，父母的罪过不应该延续到孩子上来，这些孩子不仅应当得到救助，而且还应该受到加倍的关注。”
在刘同昌教授看来，对服刑人员子女的救助，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出台针对性的政策，填补救助上存在的一些空白，完善救助制度；在服刑人员居住的社区和街道，应该就近给予关照，尤其是发挥志愿者和热心人士的爱心力量；同时，全社会也应该关注这些孩子，尤其是在上学、就业等方面不仅不能对这些孩子产生歧视，而且应该给予更多的关爱。（为保护孩子隐私，文中孩子名字均为化名）
[编辑: 刘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