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付晓晓
休渔期里的南姜码头,人烟寥寥。进入7月以来,常有雾气笼罩低空,往海上望去,蒙蒙一片。海水的咸腥味终日搅和在潮湿的空气里,渔船寂寞地停靠在岸。
这里的200多条渔船七成以上属于四川渔民,南姜码头几乎成为四川人的天下。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海洋渔业资源的匮乏持续加剧,出海捕捞越来越艰辛,本地渔民纷纷弃捕上岸,这些四川渔民却一直被“拴”在船上。
他们还没有找到退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四川老乡们一个带一个地来到南姜码头,在这里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四川人集群。码头所在的姜哥庄住了3000多名四川人,其中八成以上来自资阳市。受拆迁改造影响,姜哥庄本地居民正在陆续搬离,外来的四川人成了村子里的留守者:他们不知道放弃出海能做什么,也不知道离开码头住到哪里。
我们的城市里有很多这样的外来谋生者,背井离乡辛苦打拼。他们会获得更好的生活,在参与城市变迁的过程中实现梦想,改写命运,也可能会被疾速发展的城市抛在身后。
渔民在岸上修船,这是每年休渔期里要做的头等大事。
海上谋生 渔民从来无法掌控出海一趟的收获,老宋说,“出海是要讲海运的,和经验、技巧没多大关系。”收获多与少,都被他们当成海洋对其辛劳的馈赠。
7月的一个下午,浓重的雾气模糊了海与岸的界限,叮叮咣咣的声音回荡在南姜码头,渔民三三两两地在岸上修船。这是每年休渔期里,渔民要做的头等大事。
老宋把木船的船身一寸一寸地刷上黄色的桐油,在缝隙抹上泥灰,用凿子往里凿进细细的麻绳。“船用久了会破,把缝都填上,修好才不渗水。”修补工序完成后,船至少晾晒一个月,等到开海的时候重新披挂上阵,划入蔚蓝海面。
在码头上,老宋被大家称为“大胡子”,但是最近天热,他把原本茂密的胡子都刮掉了,皮肤黝黑、眉目温和的脸显露出了更清晰的轮廓。渔船是他两年前买的,各种东西配备齐全,花了将近20万,几乎是他全部积蓄。
1998年,老宋28岁,在四川资阳老家与父母、妻儿艰难度日。“说起来难过,住在山上,靠种地过日子,我们那里缺水,收成不好就没吃没喝的。”困顿往日一被翻开,老宋不由心酸。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之时,姐夫给他指了一条门路:到青岛去,出海打渔。“他已经在这里待过几年了,说能挣到钱。”老宋心动了,很快便带着妻子来到南姜码头“讨生活”。
出海不比种地轻松。受季节、天气和休渔期的影响,一年里,渔民有100多天漂在海上。他们通常凌晨走,下午归。在暗夜逐渐转向白昼、天与海的蓝色渐渐明亮的过程里,渔船下网、收网,漂远、返回。渔民从来无法掌控出海一趟的收获,老宋说,“出海是要讲海运的,和经验、技巧没多大关系。”收获多与少,都被他们当成海洋对其辛劳的馈赠。
“舍得吃苦”是杨燕对丈夫王营最赞赏的品质。每个新手渔民首先需要克服的难题是晕船,已经在南姜码头待了23年的王营,刚开始整整晕了三年船。但这从未影响他顽强地出海,“吐了又干,干了又吐,在船上也不吃饭,回来整个人就像虚脱了一样,但休息一下就好了,第二天接着干,时间长了也就不晕了。”由于长年被海水浸泡,他的手掌总是肿胀,每逢阴雨天气,关节隐隐作痛。
比起身体上的劳累,杨燕更担心丈夫的安全。出海打鱼的人家都清楚,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男人们的渔船满载海鲜靠岸后,女人们开始在岸上拣货。每个等待丈夫归来的下午,杨燕站在码头上望向海面,心里止不住地忐忑。海上时起风浪,船随着海浪一起一落,浪一高、船看不见的时候她最紧张,直到船靠岸才能放下心来。
杨燕16岁和王营从资阳来到青岛,是老乡带过来的。“在老家种地只够吃,没得剩。我们没什么文化,只能靠下苦力挣钱,能有吃有剩就行了。”在码头,这个朴素的梦想不难实现,辛苦、危险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杨燕说,他们认得清这个道理。
院子里,渔民们忙着补网。
群居生活 老宋估计,把少数打其他零工的人也计算在内,南姜码头所在的姜哥庄(包括东姜、西姜、南姜、北姜)大约住了3000多名四川人。
没有哪个渔民能说清楚,最早的那批四川人是在怎样的机缘下来到南姜码头。但他们都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里已经有了四川人的踪迹。近30年里,老乡们一个带一个地陆续前来,在南姜码头附近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川人集群。
老宋和妻子住在离码头很近的一个大院子里。院子中间的过道上铺满绿色渔网,几个女人坐在地上补网,针与线在手中上下翻飞。过道一边放着两个早已弃之不用的大罐子,另一边是一排简陋的铁皮房,墙面锈迹斑斑。往里走,正对着的是一排刷着浅绿色墙面的低矮平房,再往左手边拐,一座二层小楼的入口堆满渔具,尽头的逼仄角落是公共卫生间,两根铁丝斜斜地横在门前,晾着衣服。
这个院子里住了将近20户人家。群居是四川渔民普遍的居住状态,一个院子通常住着几家或十几家人,每家两间屋子,月租几百元。老宋估计,把少数打其他零工的人也计算在内,南姜码头所在的姜哥庄(包括东姜、西姜、南姜、北姜)住了3000多名四川人。
初来乍到寻找落脚地,老乡都会帮忙。由于靠近码头、老乡聚集,住在姜哥庄是每个新来渔民想都不用想的选择。当年,姚红和丈夫刚到青岛,要按照约定先去老乡家里“报到”。“我们下了公交后怎么也找不到他说的地方,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急得很,就找公用电话给他打电话。那时候没有手机,只能打给房东,房东转告他,他再来找我们。”先住到老乡家里,再由老乡带着在附近找房子,也有老乡会提前帮着把房子找好,这种接待“仪式”在姜哥庄无数次上演。它意味着新成员又加入了大集体,姜哥庄的川人集群就这样一天天壮大。
休渔期里不能出海,很多渔民趁着这几个月外出打零工,男人们去工地打混凝土,女人们去酒店做保洁、去山上采茶叶。傍晚,天色将要黑下来的时候,原本安静、昏沉的村子热闹起来。几辆面包车载着打工的人回来了,响亮的川音开始在村子里四处回荡。
东姜,一群采茶归来的妇女挨个从带头人手里领到一天的酬劳后,三五结伴、有说有笑地散去。回来得更早的七八个四川男人已经围坐在一家小卖部前,聊起了天。几个住在同一院子里的女人站在大门前,哄着一个被年轻妈妈抱在怀里的小孩。吃过晚饭的一家三口拿着马扎坐到自家门口乘凉,背对着屋子里的一团漆黑,时不时地和眼前来往的四川老乡们打招呼。
在北方城市的村子里密集地听到四川方言,让人产生一种关于空间的错觉。姜哥庄里的四川人八成以上来自资阳市,他们大规模地从一个城市流动向另一个城市,聚集在同一区域,这几乎等于在异乡再造了一个“资阳化”的生活空间,口音成为辨认这个空间的一种标识。
打零工成为许多妇女的一项收入来源。
圈子内外 这些渔民处在旧的一边,并且不愿跨出边界。姜哥庄本地居民正在陆续搬离,他们这些外来人成了村子里的留守者。
最近几年,根据旧村改造计划,姜哥庄四村陆续启动拆迁。成堆的废墟和拆了半截的房子夹杂在尚未拆除的完好房屋之间,巨大的房地产广告牌包裹着四村的外围,大片商品房已经在西姜拔地而起。一边是残砖断瓦,一边是在建楼宇,姜哥庄正经历着新与旧的更迭。
四川渔民处在旧的一边,并且不愿跨出边界。姜哥庄本地居民正在陆续搬离,他们这些外来人成了村子里的留守者。
杨燕说,她现在最担心的是没有房子住,“如果以后房子都拆掉了,离开码头附近,不晓得要住到哪里”。她的住所隐藏在一个新式小区的后面,穿过这个小区拐到一条土路上,弯弯折折地走过荒凉的几百米,那片破旧、拥挤的平房便是了。有人说这是快要拆迁的民房,也有人说这是早年间本地居民专门盖了给四川人住的。
“房子不用太好,能遮风挡雨就行。如果附近房子都被拆了,住到小区里的话听说房租很贵的,每月至少一千多吧。”杨燕说,一方面,她不想花太多钱在房租上,另一方面,和老乡住在一起,她觉得更自在。“我讲话是比较大声的,如果住到外面的小区,我是不是不能这样,毕竟总觉得那是别人的地方。但是在这个院子里,我们十几家都是老乡,我隔着老远就和他们打招呼,想怎么喊都行。”
几个孩子骑着童车在院子里你追我赶,汗水湿了额前的头发,但他们快乐地不知疲倦。一辆面包车驶进来,是四五个外出打混凝土的人回来了。后备厢里放着一大兜在工地附近摘的李子,他们热情地招呼家家户户来拿。混着辣味的饭菜香飘出来,提醒大家晚饭时间到了,杨燕和几个女同乡中断了谈话,分别走回各自的屋子,去做一顿同样带着辣味的饭。对于杨燕来说,这一切都是熟悉而亲切的存在。
一个院子就像一个圈子,把一拨川人围拢起来,圈子内外分别代表“自己的地方”和“别人的地方”。圈子内,仿佛他们家乡的一个缩影,周身围绕着乡人、乡音、乡情。圈子外,是他们的异乡。
姜哥庄里的3000名四川人是一个更大的圈子。圈子内部庞大而分散,闲下来的时候找老乡拼一桌扑克、麻将,逢年过节或者谁过生日的时候约上几个关系不错的找个川菜馆庆祝一下,集体活动不过如此。但是于外部而言,这个圈子死死地限定着他们在异乡社交的范围和融入的程度。
四川人的吃苦耐劳在本地人当中有口皆碑,一位姓曲的南姜居民说,“本地渔民遇上点儿风浪就不出海了,四川渔民照样出。如果本地渔民一年出海100天的话,他们能出150天,拖家带口的不容易。”理解、认可并不意味着相融,除了出海、拣货、卖货上的接触,本地人与四川人之间在私底下并没有什么交往。
上岸困局 然而李东明只是个例,转行成功属于少数。大多数的四川渔民仍然漂在海上,进退两难。
李东明19岁来青岛,那时的他几乎身无分文。一下火车走到海边,层层海浪呼啸着向他涌来,他被“吓着了”。这个贫穷、胆怯的青年当年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在青岛一待24年,改写命运。
1993年,李东明开始跟着一位四川老乡出海。“刚来的时候一天工钱只有7块钱,5分钱一斤的白菜都不舍得买来吃。把钱攒着,一年能拿回家几百块钱,放在那个年代不得了了。”出海打鱼让他对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希望,他原本打算一直干下去。然而干到第7年,他发现了谋生的另一种可能。
早年间休渔期短,通常在七八两月,闲来无事打打牌、喝喝酒也就过去了。李东明总是琢磨着干点儿什么。听说南姜有户人家要盖房子,他主动去问“要不要人干活”,拉着几个老乡把打混凝土的活包了下来。这是他的第一笔生意,没赚多少钱,但把他往前推了一把。“出海打鱼是很辛苦的,以前不知道别的还能干什么,这下有了方向。”李东明干脆不再出海,花1500块钱买了部手机、又花50块钱买了辆二手自行车,每天骑车四处转悠着联系活。一批老乡也放弃出海追随他,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工人队伍。十多年过去了,李东明干得越来越大,车换了好几辆,在老家资阳的市区买了几套房。
然而李东明只是个例,转行成功属于少数先驱者。大多数的四川渔民仍然漂在海上,进退两难。
海洋渔业资源的匮乏持续加剧,出海捕捞越来越艰辛。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国家将休渔期由两个月延长到三个月、四个月,再除去寒冷冬季,渔民一年里能出海作业的时间越来越短。南姜码头附近的居民原本世代打鱼为生,近年来,老渔民年岁渐长走下渔船,年轻人深知出海辛苦不愿接棒,渔民群体青黄不接。另一方面,姜哥庄拆迁的安置赔偿改善了本地居民的经济条件,不少渔民弃捕上岸,转行做渔家乐、海鲜批发。
四川渔民却一直被“拴”在船上,南姜码头成为川人码头,现有的200多条渔船七成以上属于他们。
“出海一趟,成本就1000多块钱,工人600块钱,油钱四五百。运气好挣个上千元,运气不好要赔本。一年挣五六万块钱是大家普遍的水平。”毛建华算了算账,对出海打鱼的前景很不乐观,“以后肯定更不好干了。”转行他也想过,“大不了跟别人一样到工地上打混凝土”,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出路,也是大多数已经上岸的四川渔民的状态。但是他放不下自己的船。
先给“船老大”打工,攒够了钱再自己“养船”,很多渔民以此为进阶路径。没船来去自由,有船反而成了一种束缚。毛建华十几年前被叔叔带到南姜码头,去年刚买了一条新船,“十几万积蓄都投进去了,得有个几年才能回本,不能轻易扔下。”
实际上,即便渔民想把船卖掉,也不容易找到人接手。近几年,南姜码头的川人集群基本停止了流入,年轻人不再投奔而来,来了也待不住,渔民年龄大多在40岁以上。此外,近海渔业资源的濒临枯竭使远洋捕捞成为替代方向,国家鼓励渔民购买马力更大的铁皮船。但是上百万的买船费用不是这些四川渔民能负担得起的。
木船正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这加剧了四川渔民未来的变数。进,无力购买铁皮船从事远洋捕捞,退,不再年轻、缺少本钱的他们前途模糊,说不定更加艰难。上岸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难解的困局。
乡关何处 不管过得庸庸碌碌还是风生水起,都绕不开一个共同的困扰:故乡与异乡之间,身份的游移。
因为手续不符合学校的规范,姚红没有为该上一年级的小儿子豪豪报上名。连日来,她一直为此感到沮丧。“这样他就必须回老家上学,让他爷爷奶奶带,他不愿意回去。”
豪豪6岁,在青岛出生、长大,对过年才回去一次的资阳老家没有太多印象。不愿回去是因为不想离开爸爸妈妈,也因为他一回老家身上就会长满红疙瘩,不适应家里的气候环境。尽管围绕在他身边的长辈、伙伴都是四川人,见到陌生阿姨还是按照四川话的习惯叫“嬢嬢”,但是他的身体里已经悄悄渗入了一些青岛因子。
“老家闷热,不像这边靠海、凉快,水也没有青岛好喝。”李东明也对四川不习惯了。他有时会想,如果没有来青岛,一直待在老家,现在的他会是什么样。每每想到这,苦尽甘来的欣慰便盈满他的心头。“当年在青岛街上看到有人骑着125型号的摩托车,一万多块钱,我就想自己能有个摩托车就知足了,真的没有想要太多,谁能想到还可以开上车、买上房子。”
李东明喜欢一首叫《真心英雄》的歌,经常用歌里那句“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激励自己。他觉得是青岛成就了他的英雄梦想,尽管如此,他并不打算定居这里,“我所有房子都是在老家买的,等干不动了,总归是要回去的。”
在我们这座城市,李东明和他的四川老乡们用辛苦劳动把美味海鲜送上市民餐桌,也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搭建筋骨。他们在这里谋生、打拼,见证并参与了城市发展的进程,却未必追得上城市发展的速度。不管过得庸庸碌碌还是风生水起,都绕不开一个共同的困扰:故乡与异乡之间,身份的游移。
老宋和妻子已经十年没有回老家了。在外漂泊多年,疏离的故乡,似乎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地方。“总想回去,但是来回路费加上给各家亲戚买东西,没个上万块是过不了年的。”在南姜码头这些年,他们搬过十几次家,姜哥庄都住遍了,但真正的家永远在十年没有回去、已经快要忘记什么模样的老家。
在杨燕看来,背井离乡在外打拼,手里有了余钱,孩子也已长大成人、有了工作,最辛苦的时候过去了。从16岁长到39岁,青岛是杨燕最熟悉的地方,甚至比家乡还要熟悉,但她还是想回老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再赚些钱,给孩子结婚、给自己和丈夫养老,就没什么心事了。”杨燕说,“也许是60岁以后,回去种地种菜,过小日子。到那时候,对青岛会留恋吧。”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杨燕、王营、姚红系化名)
[编辑: 张珍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