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祥玺 9年前，陕西农民韩培印的儿子考上了大学，韩培印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为了供儿子上学，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 。但是 ，当儿子大学毕业后，韩培印发现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自己。韩培印感叹道，“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上大学还有用吗？”这是农民工老韩的困惑，是千千万万个正在全力供孩子读书的普通农村家庭的困惑，也是无数想要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实现人生梦想的青年的困惑。
这种困惑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当“读书无用”的苍白现实硬生生地摆在押上全部身家静待收获的农民眼前，这不仅仅是对诸如韩培印这样的某个家庭的打击，也是对一个村庄的打击。在农村以血缘姻亲关系为主要纽带的熟人社会中 ，个体的失败也会迅速扩散到其他村庄，产生非常恶劣的示范效应。
现在，对于许多农村孩子来说，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 ，他们上大学尤其是上名牌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少。即便能考上大学，毕业找工作时也“无爹可拼”，很难找到可以“出人头地”的工作。即便找到了工作，但城市中昂贵的住房、生活和子女教育成本，也让很多人无力承担，他们不仅无力反哺父母和家庭，甚至要再次回过头来，继续啃老 。对于不少农村家庭来说，全力供孩子上大学，已经成为一场风险较高、投入和产出严重不成比例的赌博。面对这种情况，他们难免会犹豫和顾虑，慎重再慎重。对此，你可以指责他们过于现实和功利，可以指责他们过于计较投入和回报的得失，但对于押上全部身家的父母来说，供孩子上完大学 ，已是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他们根本输不起。
上大学已经很难改变命运，但不上大学 ，又能如何？贫二代和农民工二代想要改变命运，更是难上加难 。读书，依然是那些有梦的家庭以及那些有梦的农村青年，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出路，只不过这条路，如今越走越窄了。这条路之所以越走越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学生过剩。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高校扩招，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政策驱动行为，而不是基于经济发展驱动下的市场需要。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还停留在比较低层次的水平，还不能提供足够的必须要由高校毕业生才能胜任的职位，但我们已经制造出来大批量的高校毕业生。这种暂时的供需失衡，是时代抛给这一代年轻人的难题。但这个难题，却只能由那些最无助的农民和农村青年来承担。
他们“ 没能赶上好时候”，这的确值得同情。但坦白地说，现在已经不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时代，期待考上大学就能立竿见影改变孩子的命运乃至整个家庭的命运，已经不合时宜。农民工比大学生赚得多，这恰恰是社会对体力劳动价值的重新发现和肯定 。从这一点来说，读书不等于改变命运，也不等于成功，实属正常。毕竟，成功除了与读书相关，与个人的性格、意志 、努力程度乃至运气，也大有关系。
读书本不该承载太多的期望，尤其是承载太多关于改变命运的期望。道理也许很浅显，但我们的尴尬在于，对这些所谓的“道理”，陷于困惑和无助的老韩，能够理解吗？而且，当阶层流动的渠道狭窄得难以通行，身处底层的农村青年没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任何“道理”也掩盖不住整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忧患。读书无用，但不读书更没有出路，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尴尬与无奈 。面对被快速前行的时代所抛下的这个庞大群体，面对老韩们以及他们的子女们的苦闷和无助，政府和社会，除了动动嘴皮子，更要拿出切实的行动来，给辛劳的老韩们一份安慰和希望，给青年们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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