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 ，“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从2001年下发的户改文件，到2011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 ，但是却迟迟落实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 所有市长代表的自然是城市利益。处于城乡“二元户籍”政策的优势一端、习惯于长期坐收“二元户籍”政策红利的城市，如果对于陡然要求城市承担更多责任的户改政策毫无反对意见，反倒让人颇感意外。
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关键在于如何填平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发展落差。这种落差既包含户改对象即广大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也包括类似城镇居民那样的福利待遇、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各个方面。这意味着城市必须努力创造更多平等的就业机会，一段时期内可能还得对新户改对象提供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以便他们能够尽快缩小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此外，城市还必须在原来那些农村人口的福利待遇、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方面投入更多资金，这对于现阶段连连接受进城农民工子弟入学都极不情愿的城市而言，更是情非得已。
户改所需巨大投资，必将成为市长们忧心的重负。2010年重庆启动声势浩大的户籍改革，按照当初制订的目标，“未来10年将有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据测算，每个“新市民‘平均有6.7万元的’进城成本”，包括农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的“退出成本”，以及“新市民”的社保、住房、就业、教育等方面的“进入成本”。原来计划两年内“转移300多万人，总的资金需求高达2010亿元”。若仅以此为参照样本，全国8亿农村人口全部实现户改，仅静态资金需求之巨便令人不敢想象。
虽然这些资金需求并不要求短时间内供给，但城市显然顾虑重重。一方面，现阶段国内真正“富得流油”的城市并不多，从地方政府数以万亿计的负债中可窥斑见豹。另一方面，对于长期沉缅于“GDP政绩”模式的城市而言，户改必然会打乱既有政绩评价模式，对于户改这样困难重重、短时期内对政绩无法形成明显促动的工作来说，市长难免会缺乏热情。
千呼万唤难以出台的户改政策无论多么缜密科学，均无法回避户改成本这座大山。户改能否顺利推进，不仅取决于实现城乡居民的政治平等，更取决于改革成本的合理分摊。虽然在改革成本筹措渠道上有必要多加探索，但“先富起来”的城市承担更多改革成本乃义不容辞。这种责任担当不应寄望于城市的喜恶，而要从政策角度明确其义务，从政绩评价角度赋予其责任。如不对传统政绩评价体系加以科学改造，市长们的执政视线就不可能热情地投向农村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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