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前后的青岛村一片荒凉
青岛村村民
青岛山下的青岛村是市内最早有人居住的地方，与会前村一样，同为明初建立的第一批青岛村落，历经近500年的繁衍与发展后，却在上个世纪初被德国殖民者拆除。村落实体虽早已消失，但因为村名中有“青岛”二字，一直被青岛人视为城市发展的起源，而青岛村里住着的居民，也被公认为是最早的青岛人。岛城知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说，青岛村是青岛市的发源地。
青岛之名来自青岛村？
青岛这座城市的名字是怎样来的，至今学术界仍无统一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这样的：青岛是因海上的一座小岛“小青岛”而得名 。因为史料中关于青岛最早的文字记载来源于明朝嘉靖年间王士性的《广志绎》，书中“青岛”是作为一个小岛的名字首次出现。在明万历年间即墨县令许铤编撰的《地方事宜议·海防》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述：“本县东南滨海，即中国东界，望之了无津涯，惟岛屿罗峙其间。岛之可人居者，曰青、曰福、曰管、曰白马、曰香花、曰田横、曰颜武。”此文中，青岛再次与田横岛、福岛、白马岛等岛屿一起被提及，有文史专家认为 ，这里所说的“青”，是指青岛，也就是现在的小青岛。
另一种说法认为 ，青岛是由青岛村这个海边小渔村得名。有学者认为 ，虽然在同治版《 即墨县志》和《胶澳志》中提到了青岛这个岛屿，但均未有文字明确指出青岛就是以岛命名。从字义上来说，凡带“岛”字的都是由岛命名的也不确切，如青岛附近的薛家岛、顾家岛等村都是陆地，并非海岛。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道员刘仓芬在《查勘胶州湾条陈》中说：“……胶州澳澳口东青岛，高四十七八丈，有市有关，地属即墨。”文中所说“高四十七八丈”，实指青岛山，在陆上而不在岛中：“有市有关”，更非在岛。这样看来，清末时青岛已是陆上的一个地区名，再后来成为城市名。至于“青岛”这个村庄名称是怎样来的，还需要进一步志证。
但无论青岛之名是否来源于青岛村，这里是青岛市内最早有人居住的地方却是无可争辩的。据编修于1924年的《胡氏族谱》记载：“吾族相传自明永乐初年由云南迁居即墨，世居青岛之‘ 上庄’”，“聚族而居，五百余载”。清末胡氏族人胡存约的《海云堂随记》写为“明洪武迁入鲁”。以此推断，胡氏一族应是明洪武年间由云南迁至山东某地，而在明永乐初年才定居青岛的。已故的文史专家侯文程先生在《岛城的胡姓移民》一文中，对青岛村胡氏家族的发展变迁有详细的记述：“明代初期，最早的一批移民在青岛市区建村定居，胡姓所创建的‘青岛村’即为其中之一。”
胡氏一族来青后最初聚居于今迎宾馆和龙口路一带，后繁衍发展人口众多，原村址无法容纳，又分出一支，迁到前海一带筑屋而居，逐渐发展为村落，其具体位置今天看来应该就在江苏路基督教堂、天后宫、人民会堂和青岛市美术馆四点围绕起来的这片区域。因为地势较低被称之为“下青岛村”，而原村则被称为“上青岛村”。上青岛村村民多从事农业 、渔业和畜牧业 ；下青岛村离海较近，居民多为渔民、艄公和商人。
“街里”源于青岛村的行街
老青岛有“上街里”一说，现在青岛人所说的街里多指中山路，但实际上在清朝末年“街里”就在青岛村的天后宫附近出现了，那时候称其为“行街”。
明万历年间，青岛开放为海运港口，清代后期，随着青岛港口的日益繁荣，下青岛村开设了许多商号、店铺、作坊等，称为“行街”。“行”有多种释义，其中之一为店铺之意。清同治十二年(1872年)刊印的《即墨县志》，就把青岛村的位置标注为“行街”，可见当时行街的知名度已经超过了青岛村。在德国占领青岛之前，周边各村村民到青岛村的天后宫和行街买卖交易、赶会进香、许愿看戏等，都称为“上街里”。
1891年，清政府在青岛设防，总兵衙门就设在“行街”的东南侧，俗称“老衙门”，这让行街从商贸海运中心，一跃成为政治和军事中心，这就进一步带动了行街的发展。1928年出版的《胶澳志》对青岛村有这样一段描述：“青岛村初为渔舟聚集之所，旧有居民三四百户，大都以渔为业，今之天后宫太平路一带，乃三十年前泊舟晒网之所。章高元驻兵而后成为小镇市矣。”
青岛早期的知名商人胡存约在其编写的《海云堂随记》中，就详细记述过当时行街上的诸多商铺：“丁酉年(1897年)三月十四日晚，商董首事集议本口商铺数目，除新近由即墨、平度、金口、海阳来此赁屋暂营者六家外，计马车旅店九，洪炉一，成衣、估衣、剃发三，油坊、磨坊、染坊六，杂货、竹货、瓷器店铺七，药铺二，当铺一，织网、麻草、油篓、木材八，肉、鱼、盐铺六，帽、皮货各一，纱布绸布、洋广杂货店三，酒馆饭铺九，酱园、豆腐坊各一，糕点茶食三，计六十五家。航载写船(代办海上客货运输)多由广洋杂货、木材诸店号兼业。”商号、作坊云集，往来商贸通达，如今读来这段文字，让人轻易就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清末时属于青岛的“清明上河图”。
德占后重金打造欧人区
1897年，德国侵占青岛，首先看中了前海一线的区域，要在这里建设欧人区。于是自1899年开始，对周边村落进行了大规模驱赶，而青岛村，也跟会前村、大鲍岛、小泥洼等几个村庄一样成为了驱赶对象，近500年的历史由此终止。《胡氏族谱》中记载：“不幸遭光绪二十三年胶澳租界之变，德意志独居青岛，恢宏商业，大兴土木，张徙附近村落十数余，而故里首当其冲。”
在这次大规模的强拆中，古老的村庄被国人视作再也回不去的家乡，而在德国人眼里，这些却是“危害城市居民”的卫生隐患。“为了有可能自始至终实施欧人区和华人区的空间分离，规划一开始就规定要拆除直接相邻的村庄。由于那时居民爆炸性地增加，中国村庄周围的卫生情况也难以控制，最终还是把那些村庄买下并拆除。出于‘卫生原因’，总督府自1899年10月始就买下上青岛村和大鲍岛村，以便将其拆除。下一年，即自1900年10月开始，以相同理由把稍远一点的小鲍岛和孟家沟也拆除了。下青岛村在1901年秋天时，被视为是‘中国人不卫生的最后住所。’”这段文字来源于德国学者托尔斯藤·华纳遍查中德史料撰写的《近代青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此书于2009年由青岛档案馆编译出版，也为我们提供了回顾德占历史的新角度。
从1899年到1909年，德国人先后买下并拆除了包括上青岛村和下青岛村在内的9个村庄。但从今天能够掌握的历史资料中，并没有发现强迁时中国老百姓抗议的证据，这也许是与德国人给予的补偿款数目较大有关。时任德国青岛办事处的翻译官廉·路易·单威廉曾在《骄傲发展备忘录》中记述，最初有些青岛村村民不愿出卖其土地，因为他们担心会从此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为了能够缓和地解决这一问题，德国总督府“试图通过描述为村民们提供‘在房屋 、货栈和其他设施’中的‘辅助工和工厂劳工’的新工作前景，并许诺在该处可以赚到比过去更多的钱，来安抚他们。”在购买土地的费用上，德国人也肯下本钱，仅1904年至1905年购买扫帚滩村就花费了23000大洋，平均地价高于周边其他村落。他们本着“要使他们感到比以前更好”的原则购买土地，对旧住房的补偿超过盖一座新房子的造价。
能得到土地补偿款，还给介绍工作 ，德国人还在台东镇修建了劳工居住区。这些做法有效地避免了与本土居民冲突的发生，而淳朴的农民和渔民们则完全预见不到此后的变化，于是大多也对相关地价和建筑物的补偿表现出满意。据德方史料记载，作为“代替拆掉的中国村庄”而建的台东镇，成为了青岛村搬迁居民的新住所。除了台东镇以外，据《胡氏族谱》记载，青岛村强迁后，胡氏族人四处迁徙，有的迁往海阳县柳树庄和前塘村，有的迁往胶县的徐哥庄，也有的迁往即墨县王演庄、庄子、青中埠等，还有的迁往近郊的南渠、仙家寨等地，另有部分胡姓族人，迁往市内的浮山所一带。记者 黄默 （来源：半岛网-城市信报）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