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者蒋宝娣 为了救人，还是为了炒作？ 4月11日凌晨1点，25岁的蒋宝娣在床上辗转反侧，思虑再三，她在网上发了一条微博，她说自己没有炒作的意思，单纯是为了救自己的姐姐——
蒋宝娣出生于1988年8月23日，父母年迈，姐姐得了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家庭无力支撑巨额费用。
蒋宝娣声明：“如果可以救助我的姐姐，我愿意用一生来报答，我也可以嫁给你。我会做到。”
像蒋宝娣和她姐姐一样面临无助的人有很多，当只有靠一些噱头才能吸引眼球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问—— 这个社会的慈善事业到底是怎么了？
蒋宝焕在2013年正月初四查出了白血病，之后辗转了很多的医院进行治疗。
“她原来长发到腰，现在做化疗，头发都掉光了。”蒋宝娣这样描述自己的姐姐。
蒋宝娣的父亲是一名教师，每月的收入少得可怜，家里有四个女儿，当时已花费了十多万元医药费，高昂的治疗费用把她从济南协和医院逼到石家庄市无极志奎血液病医院。
救命稻草有一根，国家出台的大病保障制度，可蒋宝娣称，当地政府告诉她们家，只有本地户口的居民才能享受这个待遇，可姐姐大学毕业后来到青岛，之后又迁到东营，户口不在本地。家里曾托人在东营办理大病保障的相关事宜，手续繁琐且没有什么进展。
无奈的蒋宝娣开始把目光转向民间，因为
民间慈善见效快，她开始自行募捐。
4月7日，蒋宝娣和两名同事来到菏泽单县烈士陵园门前开始给姐姐募捐，他们带去了户口复印件，村里开的证明、相关照片和父亲写的一封求助信，“我怕人家不相信我。”
那天的风特别大，蒋宝娣拿着大喇叭站在风里向过往的路人诉说着家庭的不幸，可关注者寥寥无几。
“没多少人搭理我，大家投来不信任的眼光。”一天下来，她只拿到600元钱。
天黑的时候，他们决定结束募捐，蒋宝娣和几个同事抱着箱子，背着椅子往回赶时，路上一对年轻的情侣正好路过，女的对男的说：“他们收场了。”蒋宝娣听完这句话之后，心里凉凉的。
“我有的时候感觉很无助，你去和别人说什么，别人总会质疑，要么就是不屑一顾，我觉得自己很可怜。”4月15日中午，她这样向记者说道，“当然也有好心人，就像我的同事，还有一些村里的人。”
有时候，蒋宝娣会同自己的同事聚在一起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人找来慈善网的网址，有人找来一些媒体的电话，有人去县里的广播台找人求助，可基本上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于是，在4月11日凌晨1点的时候，蒋宝娣发出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条微博。
发出微博不多久，她的这条信息就被疯狂转载，不少媒体记者纷至沓来，蒋宝娣在网上公布自己的银行账号，社会上的爱心之水开始点点汇聚。
她有的时候也会反思自己的那条救命微博，有时她会想，如果没有这条微博，姐姐会是什么样子？
在关注蒋宝娣的众多人之中，有一个人帮了很大的忙，他帮助蒋宝娣转发了微博，还帮助她联系了一些公益组织的负责人，他就是青岛的草根义工“杨师傅帮办”杨晓明，在他看来，蒋宝娣的事不是个例，“很多求助者都是这样的，没看到，没关注，也许就没命了。”
打开微博，输入“求助”一词，出现的各类求助信息有成千上万条，单单锁定青岛地区，记者粗略统计，每天更新的各类求助信息都有数十条。
“太多了，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碰一个帮一个，帮助他们‘运作’”。4月15日，杨师傅这样形容自己的公益活动，他管这种救人活动叫“运作”。这些“运作”者，寻找求助者身上的感人之处，转发微博、通知媒体，最后是全民关注，这个时候，一个原本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也许就活了过来，“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
那么类似“运作”有无成本呢？当然是有的，抛开其中的物质成本和人力成本不谈，最重要的还是“良心成本”，“我有一种担忧，就是社会上的好心人是有很多，可我们总是这样运作，大家会不会有麻木的一天？今天可以报一个人多可怜，明天也可以报一个人多可怜，成千上万次之后，大家还愿意去帮助吗？现在没有麻木，以后会麻木吗？”杨师傅说这些话的时候，眼中闪出一丝忧虑。
杨师傅认为，能避免这种“运作”产生不良后果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政府的及时跟进。“政府的大病救助能不能有个应急预案，如果能及时解决求助者的难题，才不会有这么多人需要被‘运作’。”
民间慈善组织 松绑手续能否简单点 有学者统计，在全国没有注册的民间自发组织已超过300万个。大部分民间组织因为“转正”的门槛太高，一直为“黑户”。
王刚所参与的民间慈善组织在汇泉路有一个办公地点，每个月，这个慈善组织都能收到从全国各地捐来的衣物多达5到6吨，上周六，一大批社团成员来到这里帮忙，打包归类，这些衣物要送往云南贵州偏远山区的孩子手里。
这项工作从2009年开展至今，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衣物捐献活动。
“几百个包裹发到当地，路途艰险，别的不说，物流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4月15日，该组织的一名负责人王刚向记者介绍，“我们能出的钱很少，很少有物流公司的老板愿意跟我们长期合作。”
幸好现在跟他们打交道的物流老板一直支持这些活动。
除了捐衣物，这个慈善组织还免费带艾滋病患者做身体检查。去年他们帮助了112个艾滋病患者，花了6万余元。
可所有这些慈善工作，他们并不愿意拿出来报道，不是不留名，而是不敢留名。
“我们爱宣传，因为宣传得多了，社会上更多地爱心人士才愿意加入进来，可我们又怕宣传，因为我们的身份很尴尬，我们现在挂靠在北京的一家基金会下，按理说，我们在青岛从事慈善工作是要注册的，没有注册，做这些活动是不被允许的。”
王刚说他自己并没有参与慈善组织在青岛的注册活动，但他从同事那里知道，注册起来“十分麻烦。”
正因为这个原因，王刚一直要求记者不要提该慈善组织的名称，“做公益也违法违规”，这是不少民间慈善组织面临的困扰。
除了注册身份困难，民间慈善组织吸收成员也是一个难题。
“我有一个朋友很有钱，想来做慈善，可他缩回去了，没有做。”王刚指着楼下的宾利对记者说：“这辆车价格怎么也得300万元吧，他很可能没有做慈善，因为有钱人做慈善的成本太高了。”
王刚发现，在周围百姓的眼里，慈善家和道德楷模是需要画等号的，如果一个富人从事慈善事业却又过着奢华的生活，一般会被不少人骂得一文不值。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尽管民间慈善组织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但它依然在日渐壮大，通过查看青岛市社会组织网记者获悉，现在青岛注册的基金会共有7家，社会团体已经达到1929个，实际存在的民间团体肯定要多过这个数字。
“郭美美事件”之后，为了应对公众对红会的信任危机，2011年7月4日，民政部发布了一则消息：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改变之前的双重管理门槛，这则消息无疑给民间慈善组织松了绑。
在青岛方面，相关的试点工作终于开始推广，本月2日，青岛在市南、市北、崂山、城阳、莱西试点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其中城阳区率先执行，一些民间慈善组织的负责人赶忙“洗脚上岸”，民间慈善组织“黑户”时代快要走向结束了。
李宝峰是青岛爱心社联合会的会长，从年初他就不断去民政部门，进行民间慈善组织的登记工作，“本月有望拿下。”
青岛爱心社联合会主要从事与教育有关的慈善工作，在此之前，一直无法注册。如今，李宝峰和妻子从各处借来10万元资金，进行验资。“程序上感觉还是有些麻烦，不敢大意。”
他认为试点工作确实给民间慈善组织松了绑，但门槛还是有些高，“很多民间慈善组织是在做好事，但是你让他们拿出10万元来验资，还要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可能比较困难。”
除此之外，一些程序不够细化也让他颇为头疼。“都是第一次做，没有经验，很多程序不够细化，需要来来回回跑很多趟，如果能够细化、简化，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文/图 记者 田野
（来源：半岛网-城市信报） [编辑: 张珍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