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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伟德 有统计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
过劳死”的人数达60万人，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这样算来，每年“过劳死”超过60万人，平均下来，每天约超过1600人因劳累引发疾病离开这个世界。
有媒体调查披露，我国大城市白领有接近六成处于“过劳”状态。“拿命换钱”几乎成了国人的生存状态：为了能挣更多的钱，便会对加班抱以默认；为了能保住工作，便会牺牲自己应有的劳动待遇；为了不被炒鱿鱼，会对用人单的侵权行为逆来顺受；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便会在正常的工作之余，从事更多的兼职。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有的人扛不住便选择了轻生，坚持下来的人，要么过劳而英年早逝，要么身体透支而浑身是病。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超过50% 的职业人群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症状。
国人并非不懂得“休闲”的好处，不知道“慢生活”的舒适，而是现实的逼仄使他们失去了这个
权利。居高不下的房价，高不可攀的物价，上学、就医、养老如同三座大山，让国人根本没有停一停的机会。在社会保障不力、公共财政无以托底、公共责任需要个人承担的情况下，“过劳死”其实就是在为公共保障的无力埋单。
谁剥夺了民众的休息权和选择权？当权利保障不力，用工环境不优，监管力度不够，公共责任尤其是社会福利缺失，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的保障体系不健全，民众只能靠自己去解决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敢也无法停下脚步，被迫把获得经济来源的工作看得至关重要，以至于宁肯牺牲自己的权利、弱化自己的地位，也要屈从和屈服于现实。
相较而言，一些发达国家由于有完善而有力的社会保障兜底，民众的吃穿住行、就医入学、养老都能获得有效的保障，甚至失业时也有足额的失业救济助其解困。比如，根据美国国会2009年通过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很多失业者可最多领取99个星期的失业福利。如此优越而可靠的保障体系，为民众提供了最大化的权利保障。解决了后顾之忧，才能淡然面对当前，个体的权利也才不会显得弱势。“过劳死第一大国”是权利苍白的标签，也是对争取公共保障的另类呼唤。
相关新闻详见本报今日A19版
半岛网辣蛤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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