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烟草公司广告画
陈孟元全家福（摄于1941年）
观海二路27号，一座旧式的三层小楼，曾是陈孟元安度晚年的地方，他这一生开货栈、办工厂，事业上干得风生水起，个人生活却格外低调。低调到起初遍查资料，记者都没有找到这位大实业家的故居所在。据陈孟元的后人介绍，虽然家财万贯，但他一生简朴，只爱穿妻子亲手缝制的衣服，但是在爱国救国方面却从不吝啬，他曾想卖掉所有工厂，用这笔钱去制造一颗
原子弹，以防外敌再次入侵，也曾在
抗美援朝时期向国家捐赠一架喷气式战斗机。
为开烟厂学吸烟
十七年的从商经历，让陈孟元认识到中国工业的落后，于是他打算用销售香烟获利的两万块大洋建一家工厂。因过去印刷过“寿星牌”，对此行业有一定了解，所以他于1928年在沈阳开办了一家名为聚丰福的印刷厂。
“父亲常常被人称为‘土财主’，因为他有钱却没有三妻四妾，平日里也很少参加饭局、牌局，只穿妻子缝制的白布褂、黑布裤，有钱不花，或不会花才会被这样叫。”陈锡早介绍，虽然父亲在生活中“土”得很，但办起工厂来却“洋气”得很，“父亲建厂有一项原则，设备一定要最先进的，宁可不建厂，也不能用二流、三流的落后设备来敷衍。”陈锡早表示，中国的印刷行业是到1960年后才以胶版印刷占主导，此前的几十年一直都是采用工艺简单、投资少的凸版印刷，而聚丰福在建厂之初就已经采用了这种先进的胶版印刷技术。凭着能与日本、英国厂家抗衡的先进设备，中国人在沈阳开办的第一家印刷厂名气越来越大，到后来连英美烟草公司这样的外资企业也将全部的包装印刷业务交给聚丰福来做。生意兴隆之余，陈孟元按照印制烟盒的数量计算出了英美烟草公司一年的产量，这个惊人的数字让他脑子里的齿轮又飞快地旋转了起来，他在想：我要建东三省第一家中国人自己的卷烟厂。
36岁这年，陈孟元卖掉了聚丰祥货栈，建起了太阳烟草公司。这次他一改中国商号多年来使用祥、富、丰、瑞等吉祥词命名的方式，而是取了“太阳”这个词，希望这个中国人自己的工厂能够经营得蒸蒸日上。卷烟生产对于陈孟元而言是个陌生的行业，开始他高薪请来留洋归国的所谓烟草专家，但在他们的指导下卷烟生产很不成功。陈孟元看着停停开开的生产线心里着急，于是他决定脱下长衫走进车间，亲自学技术抓生产。
要制烟首先要懂烟，但陈孟元从当学徒到自己开店开厂，为累积资金向来生活简朴，平日并不抽烟喝酒，但为了准确判断烟的质量，陈孟元开始强迫自己每天试吸各种不同的香烟，他不光自己吸，还拉上了一闻烟味就恶心的妻子。经过反复试验，太阳终于生产出了“白马牌”“足球牌”等质优价廉的纸烟，投入市场后，深受中低层消费者的欢迎。
在青岛建印染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在日伪的统治下，逐步加紧对民族工商业的限制，于是陈孟元产生了到关内开办工厂的念头。”原青岛市政协文史委主任郑友成介绍，1933年陈孟元从沈阳回掖县老家途经青岛，看到当时青岛虽然轻纺业发达，却没有一家印染厂。这一商机再次触动了他的神经，他回想起家乡小朱石村就有两家染坊，用大缸染布、染线，工艺并不复杂。“家乡无电、无自来水尚能染布，在青岛建个印染厂又有何难？”于是陈孟元从太阳烟草公司抽调了20万元资金，马上在青岛着手选址建厂。因为印染厂的资本来源于太阳烟草公司，所以起名为“阳本”。
印染离不开水，陈孟元把厂址选在地势平坦的海泊河旁，请人设计好厂房，又请来土建营造商估价，但价格却超出了他的预算。那时青岛只有一家营造商能承担这项工程，在价格方面几次协商未果后，陈孟元提出请营造商出劳力、工匠，自己备料开建项目。陈孟元的这个方案让属下们十分担心，这么庞大的工程队伍，没有专业人员管理，工匠磨洋工怎么办？但陈孟元却表现得胸有成竹。
“自古以来，营造工匠上工都是自带午饭，工地仅供开水而已。父亲命人建了一个大伙房，并盖起大席棚，设桌椅板凳供工匠就餐。”陈锡早说，父亲的这一举动让工匠们十分惊讶，工地不仅提供免费午餐还顿顿有鱼有肉。山东人向来讲义气，碰见了这么仁义的东家，工匠们干起活来自然格外出力，工程进度居然比平时有工头监工干得还快。陈孟元也没架子，整日泡在工地上与工人们同桌吃饭，跟大伙儿打成一片，所以工匠们也乐于向他提出设计上存在的缺陷及修改意见。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阳本印染厂就竣工投产了，陈孟元一算整个工程的耗资不足十万元，还不到当年营造商要价的一半。
智斗日商遭嫉恨
从阳本印染厂破土动工的第一天，在华的日资企业就行动起来，他们不愿见一个中国人独吞这块肥肉。1934年，几乎是在阳本投产的同时，日商的印染厂也开工了。日商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坯布供应上的优势，妄图将陈孟元的企业扼杀在起步之初，他们带来了花布设计专家，设计出许多色泽鲜艳、搭配合理的图样，但这方面恰恰是阳本的短板。经过深思熟虑，陈孟元做出一个决定：把花布卖到乡间去。
得知这个消息，当即有人反对：“自古花布都是城里人购买，到乡下卖得动吗？”陈孟元却反问：“山东省有多少人？城市有多少人？”大家一算，当时山东全省一共有7000万人，但青岛、济南、烟台几个城市加起来不到100万人口，“他们为这100万人印花布，我们为6900万人印花布，看谁的花布卖得旺！”陈孟元算过一笔账，虽然乡下人穷，但只是卖冬天的被面和新媳妇的花袄布，也够阳本大赚一笔。比洋气的不行，印农民喜欢的花色可是咱中国人的强项了，阳本的新花布一上市马上引来了全省各地的农村趸布客。日本人一看这招灵，也想转投农村市场，可是任凭东洋来的大设计师们怎么费尽心思，也始终琢磨不透中国乡村妇女们喜爱的花色。此后，陈孟元还调集厂里的骨干筹备在各地开办营业部。一方面可以及时收集各地消费者及趸布客对花布的不同需求，接受订货业务；另一方面，节省了趸布客的时间、金钱，如同送货上门。这样产供销一条龙的形式，使阳本印染厂的仓库里再无积压花布。
从1934年到1937年，阳本印染厂在与日商竞争的过程中屡战屡胜，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这让日商对陈孟元恨之入骨。终于在1938年，日本二次侵占青岛时，日商找到了报仇的机会，日军一到青岛就霸占了阳本的厂房。陈孟元深感国破家亡之痛，却无力反抗，他先是出资遣散了厂里的职工，然后带着家人回了掖县老家，随后又躲到了沈阳。即使这样日本人还是找到了陈孟元，日本军官带着一队士兵闯入陈家，提出要与他“合作办厂”。陈孟元原本一口回绝，但当明晃晃的刺刀横在自己的妻儿眼前时，他能做的就只剩下了无奈。之后，日军很快在青岛宣布，阳本印染厂“自愿”交付日本军方管理，并组成了所谓的董事会，除日本人外，只挂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那就是陈孟元的四弟陈子万，但在日军占厂的八年中陈子万从未迈进阳本印染厂一步。
抗战胜利后他曾想造原子弹
“抗战八年，父亲沉默寡言，后来连出门散步也停了。”陈锡早说，对于陈孟元而言那是一生中最为苦闷、漫长的八年。1945年8月，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摘掉了“亡国奴”的帽子，陈孟元开始思考日本人投降的真正原因，最终他得出结论：是两颗原子弹把小日本炸趴下了。于是他又想：如果中国人也有了原子弹，那还有谁敢欺负我们？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倾家荡产也要造出一颗原子弹。抗战胜利，太阳烟草公司急待恢复生产，阳本印染厂也尚未收回，有许多事情都在等着陈孟元处理，但他却放下企业的事情不顾，把心思全部放在了造原子弹上。陈锡早说，那是父亲第一次“不务正业”。
陈孟元从来就不是个只说不干的人，他认为炸弹是铁壳内装炸药，原子弹无非是铁壳内装“原子”，原子怎么造还不清楚，那就先造铁壳吧。他在当地找到一颗当年飞机上丢下来却没有爆炸的炸弹，带着尺子去量了尺寸、画了图纸，然后交给一家铁厂加工。没过几天，铁厂的掌柜来电话：“陈大掌柜，你的原子弹造好了。”陈孟元去验收的那天，铁厂上下就像看娶媳妇一样，热热闹闹地围着这颗小轿车大小的“原子弹”，陈孟元对照过图纸后感到很满意，当场就付了钱，并让铁厂掌柜给弹壳搭个架子，等他请专家研究好了“原子”再来取。只是没过多久，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让他不得不匆匆赶往青岛，制造原子弹的计划也就搁浅了。
“被日军霸占八年的阳本印染厂不但没有顺利收回，四叔还以汉奸的罪名被当局拘押了。”陈锡早回忆，陈孟元得知此事后对当局黑白不分甚感气愤，最后干脆自己站上法庭进行辩护。在陈孟元的据理力争下，阳本印染厂终于在一年后归还陈氏，陈子万也无罪释放。1947年，陈孟元一家再次搬回青岛，“阳本花布”又在山东农村走俏起来。
1950年，为支持抗美援朝，陈孟元捐献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这在当年是青岛私营企业最大金额的捐款。1954年，政府批准了阳本印染厂为青岛市第一批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陈孟元任董事长，为扩大生产他还用自己所存的3200两黄金以及8000元美金，购买了200台织布机，在青岛工商业引起轰动。1956年4月，61岁的陈孟元当选青岛市副市长。1963年，陈孟元因心脏病发在青岛离世。
几天前，当记者来到陈孟元的故居门前，正巧碰到一位曾与陈家做过邻居的八旬老人，“对，陈孟元就住在这儿，他们两口子我都见过！”老人告诉记者，她是解放后搬来的公租户，“人家把房子交了公，我们才能搬来住，进进出出地还跟我们打招呼，真是好人啊！”这栋破旧的小楼，保持了陈孟元一贯的低调风格，但这里的人却一直记得他。城市信报记者 黄默
(感谢陈锡早先生对本文的帮助，感谢民建青岛市委的大力支持) （来源：半岛网-城市信报）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