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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胜 在合肥一起赡养纠纷案中，法院判决5子女定期看望老太太，但由于子女与老人有矛盾，根本不执行判决。而后在法官的劝导下，子女们虽然同意“回家看看”，却只在门口“看看”，连门都不进。 不能不说，这是“法律”的尴尬。可以想象，一旦父母与子女“对簿公堂”，如果“判决”前得不到对方的“理解”，或不将矛盾在“判决”前化解，即使法院判决子女定期看望老人，如果子女拒不执行，法官也不可能“押着”去。
“常回家看看”的入法，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的“关注”，所以说，“常回家看看”已由“私事”，上升为一个社会问题。因此，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弥补”。如，像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那样，对子女对父母精神赡养规定进行量化。再如，街道、社区和一些公益组织，应当指导老人将“常回家看看”列入遗嘱条款，并进行公证；再比如，完善用人单位的相关配套制度和规定，从“时间上”确保职工能“常回家看看”；还有，随着老人的增多，尤其是老年人心理问题的增多，就需要建立老年人心理疏导机构，对老年人的心理及时进行疏导等。而这些，不能不说是“社会”的尴尬。
光靠社会责任、道德约束，以及强制措施，都难以得到真正的“平衡”。只有将道德规范和法律的强制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将子女的责任与政府和社会的责任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发挥法律的约束作用，从而保证“常回家看看”能真正落地。
否则，“强制执行”的“常回家看看”，也多为“常回家看吵架”。因此，只在门口“看看”，这样的“常回家看看”，不要也罢。
(作者系岛城时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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