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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伟德 近闻，有个单位的一名同志向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督导组汇报成果，说本单位有一领导十年来找部下谈心多达3268次。督导组的同志反问道：“这个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汇报者一脸尴尬，半天说不清楚。(9月21日《福建日报》) 十年来找部下多达3268次，几乎相当于一天要谈一次话，可见这个领导已然将“谈话”作为主要工作。如此不合常理的数字，在一句“如何统计出来”的反问之下，便会原形毕露，最终以尴尬收场。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数据注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这次如果不是督导组的人多心一问，汇报者的数据可能便轻易过关。通常情况下，检查和被检查，督导与被督导，不过是种场面上的游戏，汇报者怎么说，听汇报者就怎么听。但玩数字游戏，搞汇报浮夸风，正是形式主义之表现，与其说是汇报者缺乏政治敏锐感，还不如说是习惯性使然。如果玩数字游戏，搞弄虚作假成为一种惯例，可能就没有了场合上的顾虑。
有需求才有供给，汇报者的行为固然应予追究，检查和指导者同样难辞其咎。遏制数据造假，棒子不能仅打一端，需要从考核与被考核两个层面同时发力。在加强统计数据执法和道德强化的基础上，必须改进政绩考核的方式和办法，使之更加客观、科学和准确。同时要加大对造假行为的行政问责，砍断其间的利益关联，才能真正发挥制度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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