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罗特·升允 慈禧太后
多罗特·升允，字吉甫，号素庵，蒙古族王爷，晚清时他曾任陕西巡抚 、江西巡抚 、察哈尔都统、
陕甘总督等要职。他是卫礼贤回忆录里的“蒙古亲王”，是溥仪口中公开反对共和的四位王公大臣之一，跟大多数遗老一样，清帝逊位后，他来到了
青岛。在青岛的宅邸里他写出了三篇引以为傲的号召复辟的檄文，向西北各地发出了无数结盟书信，但都以失败告终。
用钱铺路的清廉官员 升允是蒙古旗人，对于他的旗籍学界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说他是镶黄旗，有的说是镶蓝旗，还有说是正白旗。但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大清缙绅全书》等几份清代官方资料记载，升允都是“蒙古镶黄旗人”，我们暂且以此为准。虽然后来被清王朝封为多罗特公(清代只对皇室封王，异姓中“公”已经是最高爵位)，但初入仕途时升允也是从基层做起的。历史学者张永江曾写过学术论文《民族认同还是政治认同：清朝覆亡前后升允政治活动考论》，里面详细分析过升允的出身及发迹过程：“从其出身看，家世并非显赫。多罗特氏，也不见于载录八旗蒙古姓氏的典籍之中，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和《钦定八旗通志》的《氏族志》中均不见。可知其先世并无事迹可述。”
纵观升允的官场生涯，光绪二年(1876年)，由荫生报捐主事，签分吏部；3年后学习期满奏留，以吏部主事补用；光绪八年，中试壬午科顺天乡试文举人；光绪十二年，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次年到署任职……此后的官运算是一路顺遂，从驻俄二等参赞官到陕西督粮道，后又任陕西巡抚、察哈尔都统，到光绪三十一年已经升任陕甘总督。从光绪十二年到光绪三十一年，升允用了不到二十年时间就从一个低级主事升为一品大员，升迁可谓快速。张永江认为其中关键的因素有三个：一是不断报捐，以钱铺路。也就是但凡朝廷有捐官的活动，他基本都不会落下，再加上大臣保荐，才能让他越过主事、知府两级，直接晋升道员。二是有节省浮费、报效银两的政绩(节约用上面批下来的经费，然后把剩下的都上交)。据说他“岁获盈余至十万，允取足供用，余皆蠲之公家。拉后(西太后)重其廉，累擢遂至陕西巡抚。”这才使他由督粮道署理布政使，进入省级官员行列。三是在庚子之乱两宫西狩时，他带兵护驾有功，讨得了西太后欢心和信任。
虽然是用银子铺出的仕途，但升允却不是个贪官，相反，他还曾因廉政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在清末勾心斗角的官场，他还一直秉承着刚直的个性，不买王公贵族的面子 ，得罪了不少人，但也换来了“实为满员之得未曾有者”的美誉。据说在慈禧西逃时，随同西太后的蒙古亲王那彦图的随从手脚有些不干净，升允手下一个负责治安的巡检上前阻止，却被“缚而挞之于市”，升允也不管他是谁的亲信，愤而上奏，最终那彦图交理藩院议处，滋事亲随则“着升允严讯惩办。”不给亲王手下面子也就罢了，就连慈禧太后七十寿诞时，庆亲王奕劻命各省献金祝寿，他也看不下去，不仅自己不献金，还上疏要求停止献金。
由此可见，升允并不是个庸官，他重视教育、支持实业，任陕甘总督时还开办了不少“新政”的项目，先后设邮务、洋务、电信，修公路、铁路、办矿，兴浐河水利、建招商市场，开办“陕西省大学堂”，“陕西优级师范学堂”及专门培养官吏的“课吏馆”等。宣统元年，他因对新政不满，上奏清廷，被以“奏陈立宪利弊事不当”为由，免去陕、甘总督之职，闲居西安。
青岛酒桌上讲掩护慈禧出逃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重新被起用，任陕西巡抚。他反对清帝退位，曾率军以“勤王”为名，妄图攻下西安，迎奉溥仪建立偏安西域的小王朝。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中曾把善耆、溥伟、升允和铁良这些死忠于大清的王公大臣称为“四个申包胥”。
申包胥是春秋时楚国大夫，国破后为复国，申包胥来到秦国请求帮助，一开始不被答应，申包胥便在秦城墙外哭了七天七夜，滴水不进，终于感动了秦国君臣。但溥仪的这四个“申包胥”中，善耆、溥伟和铁良均出身满洲族，清室灭亡，对他们有切肤之痛，关系到身家运命，奔走复辟是理所当然。升允则不同，他出身蒙古族，只是满清贵族的姻亲，虽然后来官至一品，但辛亥革命前他已被免官在家赋闲两年，他完全可以不用站出来，但为了家族的承诺，他率领旧部攻克十余城，为保全清廷做出最后的挣扎。可正当他连连告捷之时，却传来了清帝逊位的消息，下诏之后他仍坚持作战，最终因部队拒战才退兵。
之后，他带着全家逃到了青岛。据《逊清遗老的青岛时光》一书的作者鲁勇介绍，升允来青后，居住在德国总督府附近，因为这里地势高，他的宅邸需要沿着俾斯麦路(今江苏路)顺坡而上才能到达。升允选择这里的目的在于向世人显示即便是在青岛，他也是高高在上的公爵。
而在那时，他作为多罗特公，地位也的确是受人敬仰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青岛的故人们》一书中，单独介绍的第一个人物就是这位“蒙古亲王”。“我和一个由各种思潮代表人物组成的小圈子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我们在中国式的宴会上相聚，其中不乏各种赏心乐事。当然成碗的热酒——中国的酒是烫着喝的——是缺不了的。我的朋友圈子中，有些人确实海量。一个上了年纪的蒙古亲王，颈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痕。他曾经担任过陕甘一带的总督，经历了不少事情。他和善、健壮，具有异乎寻常的才干。即使在喝酒时，也显示出他本性的伟大。”在卫礼贤的印象中，升允有着极好的酒品，他喝起酒来无拘无束，而且划拳的技术极为高明，即使他输了也绝不急于扳回来。他常说：“赢则我为人所敬，输则有酒可饮，这也不可小瞧啊！”
升允在情绪好的时候，还时常会在酒桌上讲起他在西部生活的日子，以及一些特殊的经历。“当年慈禧太后装扮成农民逃出京城时，他就扮成车夫随侍身边。他能讲述一大堆和这次大逃亡有关的惊险艰难故事。”在卫礼贤的眼里升允是个平易近人的王爷，他甚至受邀参加了卫礼贤的尊孔文社，二人经常促膝长谈。但这位王爷可不是生来就对洋人这么友好，年轻的时候他还曾想过要杀尽中国领土上的洋人。据光绪进士、吏部主事何德刚《春明梦录》记载，升允中举后，分发吏部候补。中法战争前夕，升允痛恨洋人横行霸道，蹂躏中国，就写一条陈，请吏部尚书万青藜代奏。何德刚等看过条陈，大意说洋人太横，现宜仿照乡试放主考之例，预定一日期，各省各派一大臣，计算里程，同日到省，将该省洋人同时杀尽，不得走漏风声，致令逃逸。下堂后，其中一个姓戴的主事反问升允：“汝知洋人尚有国否？汝杀其人，能杀其国否？”两人舌剑唇枪，互相争辩，不可开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