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民在山村里当了三十多年的乡医,忙忙碌碌大半辈子,不仅没有过上富裕生活,还落下大病。在一些人看来,他一定过得很苦,但刘庆民在与记者对话时却没有艰难挣扎的感觉。他之所以能把钱看得很淡,并非他已超然世外,而是他比别人更多了一些人之常情,比如对苦难和弱者的同情。
刘庆民行医至今最大的一笔“积蓄”,应该是那一盒子难以兑现的欠条。欠账还钱,天经地义,刘庆民却从不
催账,听任病人“愿意给就给”。正如他当年不忍心见乡亲无处求医的痛苦,辞去民办教师转而学医,他同样不忍心见病人因为没钱看病加重痛苦。因为强烈的恻隐之心,刘庆民做了很多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古人说,医者仁心。这种医者之仁在刘庆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就是他面对病人的各种“不忍之心”。
作为山村里的文化人,刘庆民如果走“乡村能人”的路子,应该能过上比现在好很多的生活。别人想着发家致富,他偏要做又苦又累的乡医,算的不是经济账。做乡医虽然没有多大的名利可言,但是刘庆民能体会到巨大的成就感。“大家见了我很亲,农忙的时候,我顾不上,都有人悄悄帮忙收庄稼。”在别人看来大概没什么价值,但刘庆民把这种感情看得很重。“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用钱换来。”刘庆民在艰难条件下坚守乡医岗位三十多年,不是没别的本事,而是千金难买我愿意。
刘庆民的事迹传开来,很多人都觉得他不简单。我们确实有必要学习刘庆民的事业观和财富观,但是对他的学习不应该只是单纯的修身养性。刘庆民不是只管过好自己的散淡之人,反而是非常关心他人疾苦的人。在他这里,体谅、帮助他人不是为了做给谁看,而是良心在驱动,不如此不能安心。虽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不得不说有些人已经被金钱或权力异化了。那些在食品领域造假的企业,那些对进城农民大打出手的城管人员,那些动辄对群众甩脸子的官员,但凡还有一点恻隐之心,或许就是另一个样子。
刘庆民已经打动了他的子女,让原本希望挣大钱的儿子、儿媳也走上了乡医的人生道路,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人被他感动。这需要我们尽快在全社会营造一个人人崇德向善的氛围,用健全的制度去呵护更多人的恻隐之心。老人跌倒“扶不扶”一度成为需要讨论的话题,已经说明我们还没有很好地打消一些人的顾虑,以至于他们向善的力量被残酷的现实打退了,做不到知行合一。尽管刘庆民在乡医岗位上甘之如饴,我们却不能无视他的难处,还应尽可能地给他更多的帮助,不能让好人白忙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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