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温江桦
四川省巴中市城管一副中队长侯飞甫拒交两元停车费，与收费老人发生纠纷，后强行开车离开，致收费老人摔倒在地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5月25日，当地记者致电巴中市城管局一支队支部书记辛荣昌，他表示，侯飞甫系该局的驾驶员，平时为了工作方便，被任命为中队副中队长，而侯飞甫只是该局的一名志愿者。
实际上，支部书记辛荣昌接受过两次采访，这只不过是最近的一次。之前，辛书记称，侯飞甫是临聘人员；而这一次，“华丽”变身成为了志愿者。到底何者为真，姑且不论。辛书记如此在意与强调侯飞甫的身份，其用意无非是切断其与城管局之间的“责任联系”，但是细究起来：侯飞甫拒交停车费致人死亡，和“执法”并无关系，也即和其身份无关。辛书记拿“身份回应”，颇有些弄巧成拙、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意味。
毁了“
临时工”，又来毁“志愿者”。辛书记自作聪明的回应，已经将一起单纯的刑事案件，变为了一起牵涉当地政府公信、形象的舆论事件。因此，我们应该接上辛书记的话茬发问：警方的通报称侯飞甫是临聘人员，为何城管称其为志愿者？如果是志愿者，有没有支取工资？让志愿者当副中队长，想必侯飞甫执过法，执法权为何让没有执法资格的人来行使？况且，让志愿者当副中队长合适吗，有没有猫腻？
太多的问题。不过，仔细审视辛书记的回应，最大的问题便随之而出：是什么让辛书记有着如此思维惯性，以至于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便是撇清关系、推卸责任？即便是非执法活动致人伤亡，也下意识地想搬出“临时工”这个屡试不爽的挡箭牌？况且，鉴于城管已经形成的“恶名”，无论是用临聘人员，还是志愿者来回应，只能激起更大的舆论波浪，为何辛书记或者说一些官员仍然没有汲取教训呢？
关键是官方回应无约束，以至于习惯成自然。举个例子。延安城管跳起来踩人头事件发生后，大家都在猜或者赌：官方会不会以“临时工”回应呢？果不其然。即便真是临时工，在这个人们对“临时工”特别敏感的时代，“临时工”就等于“卸责”，官方难道一点都不清楚？其实，认真想想，何止在处理城管问题上，官方的回应是如此呢，在其他事件中，也屡有发生。一事当前，官方不是认真、严肃地正视问题，首先想的便是如何卸责，以至于官方回应的逻辑漏洞百出、徒留笑柄。
对老百姓关切的问题，是不是及时回应、如何回应，回应是否令人信服，关乎政府的执政能力、公信力。而公信力是政府生存的“货币”，如果回应不及时、雷人、漏洞百出，如何让老百姓买账，夯实执政基础？也因此，治官，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也要将官员如何应对媒体、如何发言，当成一种执政能力来考核，让回应迟缓、敷衍、雷人等官员付出相应的代价。(作者系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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