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九中的礼贤楼
卫礼贤在青岛居住了21年，除了建学校、办医院之外，卫礼贤对中国古典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聘请的中国教员当中有不少是熟读儒家经籍的旧文人，其中不乏饱学之士。正是在办学过程中，受到这些旧文人的影响，加上逊清遗老来青岛避难，卫礼贤也趁机与他们交往，在这些学者的帮助下，他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翻译成德文，让西方对中国文化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他翻译的《易经》被西方称为“无与伦比的版本”，回国之后，卫礼贤依然有着浓厚的东方情结，被称为“
德国的孔夫子”。
逊清遗老常找他借酒消愁 在卫礼贤的《中国心灵》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讲述了他在青岛结识的朋友，命名为《青岛的故人们》，北洋大臣陈夔龙、恭亲王溥伟、两江总督周馥、学部副大臣刘廷琛、法部侍郎王垿、财政大臣周学熙，“活力四射”的辜鸿铭、“持保皇观点”的康有为等人。
清帝逊位后，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来到了青岛。陈夔龙在清廷任官期间，态度守旧，坚守“祖宗成法 ”，但是随着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陈夔龙的官也做到头了。1912年2月3日，他以病为由，住进了青岛德国租界内。
在德国租借区之内，卫礼贤也与陈夔龙打过不少交道，这些前清要员变成四处避难的普通人，自然变得十分落魄和消沉，他们平时就借酒消愁，借醉泄愤，以酒精麻痹自己的神经。善于文辞的陈夔龙总是有笑话可讲，酒量大，又能忽悠，称得上是这个小圈子的酒场领袖。卫礼贤说，只要有陈夔龙参加，聚会结束时，肯定会有几个醉得一塌糊涂、被他讥骂的牺牲品。1915年陈夔龙离开青岛去了上海。
前清恭亲王溥伟避居青岛时和卫礼贤交往甚多。卫礼贤评价溥伟：“他是一个自傲清高、天真率直的人，喜欢命令别人，显得难以接近，但他清正廉洁。他曾把家中的财宝全部卖掉，希望有朝一日恢复过去的朝廷……他始终拖着他那条精心梳理的大辫子以显示身份。”
卫礼贤与辜鸿铭第一次见面是1913年，时年56岁的辜鸿铭来看在青岛读书的儿子。卫礼贤对被德国人赞为“中国歌德”的这位文化名人早已耳熟。第一次在青岛相见，卫礼贤与大他16岁的辜鸿铭成为朋友。之后，辜鸿铭经常来青岛或短或长停留，卫礼贤形容他“总是像流星一样突然出现 ”，“他的活力和刚健的耐久力丝毫不比任何欧洲人差”。两人在一起不仅仅探讨学问，辜鸿铭固守己见且“充满各种怪念头”，他“诅咒和诟骂新纪元、革命，以及他认为该为这些事情负责的外国人”。这时他辞去公职到处讲学。与溥伟一样，他也不剪掉脑后稀疏灰白的辫子。
他在书院中建了藏书楼 清帝退位之后，很多前清贵族害怕革命党人报复，都不敢留在紫禁城，于是就纷纷外逃，其中有120余名前清贵族、高官大吏来青岛客居，其中不少是两榜出身、出自翰林苑的有学之士。卫礼贤在青岛期间，和晚清名儒康有为、劳乃宣(清末京师大学堂总监)、赵尔巽(清史馆馆长)等人关系都很好。特别是劳乃宣，卫礼贤把他当做是自己的老师，跟着他学习儒家经典《论语》、《易经》等。
到了1912年，康有为、陈焕章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力倡以孔教为国教，卫礼贤闻讯之后，也是出于对儒教的尊重，亲自前往上海参加孔教会活动。从上海回到青岛之后，就开始筹划在青岛成立尊孔文社，并聘请劳乃宣主持社务。1914年又在礼贤书院里面建了一座藏书楼，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图书馆之一。
说起建造这座藏书楼的初衷，青岛学者王世伟先生透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因为卫礼贤看到当时革命党人会把对封建制度的仇恨发泄到这些经史子集身上，担心革命党人会像当年秦始皇那样对这些古典书籍进行大规模的毁灭，于是就建了这座藏书楼，如果内地的书籍被毁灭殆尽之后，藏书楼里的书还可以一直保存下去。
“藏书楼”匾额为当时在青岛当寓公的恭亲王爱新觉罗·溥伟所题。劳乃宣则著《青岛尊孔文社藏书楼记》对卫礼贤的藏书行为进行了称赞：“德国卫礼贤以西人而读吾圣人之书，明吾圣人之道者也。时居青岛闻而忧之，与中国寓岛诸同人结尊孔文社以求圣人之道，议建藏书楼以藏经籍……”藏书楼广收经史子集，亦收藏现代中外文书籍。该书楼除对尊孔文社成员开放外，也对礼贤书院教师及社会上层人士开放。藏书最多时曾经达到3万余册。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1920年卫礼贤回国的时候，把藏书楼的藏书全都带回了德国。
呕心沥血翻译《易经》 卫礼贤最大的贡献除了兴办了礼贤书院之外，还在于他对中国典籍的德语译文。他翻译了大量的儒家、道家等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经典，使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进入了德国思想界主流之中，甚至影响到黑塞、荣格这样的大作家和思想家。卫礼贤德译《易经》，直接引发西方人看《易经》热潮。纪录片《沧海桑田——卫礼贤与〈易经〉》叙述说，“1970年代，《易经》这部经典作品鼓舞了很多(欧洲)人，人们从中寻求行为指导，他们不想被动地听天由命。”但是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古代典籍当中用的都是文言文，文化底子不够的中国人都很难看懂，更何况一个外国人呢？
说起卫礼贤翻译的《易经》为何影响如此广泛，得益于当时他在青岛时结识了清末京师大学堂总监劳乃宣。1914年，卫礼贤在礼贤书院东花园内建立起“尊孔文社”，聘请劳乃宣主持社务。除了尊孔文社的日常事务之外，中华文化传统典籍也成为了两人的另一个交集。
王世伟先生透露了一些当时卫礼贤翻译《易经》的细节：“当时翻译《易经》，都是劳乃宣先把那些文言文翻译成十分通俗的现代汉语，并且加上自己的注解，通过这位大儒的注解，他把《易经》翻译成德语之后 ，还要把德语版的《易经》翻译成汉语，再拿给劳乃宣看，然后劳乃宣给他进行润色，这样通过文字上的反复推敲之后，卫礼贤把《易经》这本书命名为《变之书》。他翻译《易经》的时候可以说是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到了一个顶峰了。一个外国人，能把这么深奥的书翻译出来是很了不起的。”
在众多学者尤其是劳乃宣的帮助下，卫礼贤将大批中国典籍，如《论语》、《周易》等几十部译为德文，有的甚至又转译为英文出版，把中国文化传播至世界，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汉学家，又用德文写了《孔子与孔教》、《崂山》等十几部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儒家、道家以及佛家的著作均有涉及 ，此外他还翻译过像《 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小说，这种翻译的功绩是难以衡量的。
晚年来华不忘东方情结 在德国住了不到两年，到了1922年，卫礼贤心中依然放不下这个东方国度，他独自一人返回中国，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是在德驻华使馆当科学参赞。“虽然那个时代军阀都为权力而战，但北京学术依然繁荣。最近几年变化令人吃惊，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充满新思维的世界。”卫礼贤评价说。
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卫礼贤遇见了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包括康有为、蔡元培，他和蔡元培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到了1923年，驻华使馆因经费问题关闭之后 ，卫礼贤又受到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德国文学和哲学教授。
在北大担任教授期间，卫礼贤继续翻译《易经》，并且深入研究它的哲学思想，甚至还用它给别人算卦。尽管他很乐观，但是家庭问题和经济压力，迫使年过五旬的他决定回国。1924年，卫礼贤中转上海回到德国。上海，曾是他踏上东方的第一站，也变成了他在中国的最后一站。
回国后 ，卫礼贤在法兰克福大学成为汉语研究的首任教授，以介绍、研究中国文化，联络德中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为目的。在此期间，他还邀请胡适到德国作学术报告，陪诗人徐志摩进行了欧洲之旅。1925年，卫礼贤耗时11年翻译的《易经》出版，成为西方最权威的版本。随后，荣格将其中的大部分转译成英语，它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在世界上广为传播。
1926年，卫礼贤出版了《中国心灵》，他写道：“我有幸在中国度过了二十五年的光阴。像每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许久的人一样，我学会了爱这个国家，爱它的人民”。
进入50岁后，卫礼贤经常生病，身体疲惫。1920年代末期，德国社会动荡，卫礼贤肠胃病复发，体重不断减轻，抵抗力削弱。1930年3月1日，他死后被安葬于巴德波尔一处墓地，他的墓地当中也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易经》的基本要素——八卦。
“不管在新中国还是在旧中国，有一个因素是共同的，那就是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中国人的心灵，这种心灵尚未失去它的文雅与冷静，并且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失去它。”这是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中的内心独白。 文/图 城市信报记者 潘立超 实习生 仲文
未经城市信报授权不得转载、摘编，违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来源：半岛网-城市信报） [编辑: 李敏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