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琦和家人在法国
历史上的很多政治人物都是这样，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他的某一项决定可能和大势违背，但绝不能将他的功绩一概抹杀，孙宝琦就在此类。尽管他始终心系清廷 ，清亡后又没什么独特的政治建树 ，但他也做了不少实事，特别是在青岛问题上。孙宝琦从担任山东
巡抚起，20年里和青岛关系不断。从保护青岛的路矿，到从日本人手中接收青岛，孙宝琦多有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宝琦为官清廉，他多次来青岛，事务繁杂，但都是经过，不置私宅，即使后世为官者，在这点上，也是值得向他学习的。
任巡抚期间保护青岛人权益 1909年7月，孙宝琦出任山东巡抚，当时青岛已经成为德国的租借地。按照《胶澳租借条约》，德国有权在山东修铁路，开矿山。德国修胶济铁路出资很多，早期受益很少，出现亏损，并设“ 路矿公司”，是股份制公司。孙宝琦之前曾经出任驻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公使，因此熟悉西方的经济，为保护国家的权益，他经过多次谈判，于1910年11月花白银34万两赎买回德商瑞记洋行所办煤矿五处，成为路矿公司的股东。
1910年5月，为了进一步谈判德国在山东的开发事宜，孙宝琦亲自到青岛巡视，并访问德国当局。青岛文史专家鲁勇先生在《逊清遗老的青岛时光》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次旅程——“他乘坐胶济铁路火车到达青岛，德国当局迎至威廉大帝街(太平路)上的亨利王子饭店(栈桥宾馆)。旧清官吏适于中式客栈，居于欧洲多年的孙宝琦喜欢欧式旅馆。这时宏伟的德国总督府已经建成，孙宝琦在这里会见了代理总督。他在兰山路 、广西路 、中山路等看到城市整洁，洋行林立，柏油马路，绿树成荫，慨叹说：‘德人去济，称青岛为‘小柏林’，我尚不信，今日一看，确有几分柏林模样。’自此，有些中文报章称青岛为‘小柏林’。”
孙宝琦此行视察了中国人在青岛开办的贸易商行、商店、货栈，有的已成规模，但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地位很低。孙宝琦为了保障青岛人的权益，特意提出在胶澳仿照西方开设议会，又就德国在山东的路矿问题同德方谈判。德国当局允许成立了中国商会，并且决定齐燕会馆、三江会馆、广东会馆各派两人作为“参议”，为德当局决策“咨询”，有如西方之“上院”。据说青岛的中国人对于孙宝琦的青岛之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不惧德国人，懂洋务，能给中国人说话。
孙世仁先生也回忆这段史实，称祖父孙宝琦“很快从德国人手里收回了胶济、蚌浦、胶沂铁路沿线三十多里的矿权，大快民心。老百姓甚至在济南府给他立了一尊铜像，以感激‘孙青天’。”
曾想借三国同盟收回青岛 1913年，孙宝琦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外交总长一职，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收回青岛的主权再次成了他的一桩心事。
原来，早在孙宝琦出任驻德公使期间，就曾谋划过收回青岛。这段不为世人所知的往事被孙世仁先生披露，当时欧洲正在热火朝天地上演“结盟大戏”。为了对付英日联盟。德皇威廉二世选中了美国，他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进行了接洽，罗斯福也察觉到新崛起的日本是美国潜在的威胁，主张扩大联盟，吸收中国加入，形成中德美三国同盟。孙宝琦在此期间曾和德皇威廉二世秘密会见，认为可借中德美三国联盟之际，向德国人要求收复青岛主权。可惜当时慈禧太后昧于国际事务，强要英国也加入进来，德皇自然不会答应，计划因此作罢。
一战爆发，孙宝琦想要借机收回青岛，不曾想日本插手进来。1914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对德作战，但不去欧洲战场，而是要求德军将青岛交给日本“ 以便将来交还中国”，德国人说得更有意思，“德国可以考虑将青岛交还中国，但日本也应将占领的中国台湾交还中国。”
夹在德日两强中的孙宝琦顿感焦头烂额，只得严守中立。8月23日，日本正式宣布攻打青岛，孙宝琦照会德国代办，不得在中国土地作战。德国要“交还”青岛，袁世凯又怕破坏中立，不敢接收。日本也警告中国，一旦中国从德国手中接收青岛，则日本将视中国为敌国。
就这样，日本轻松地从德国人手中夺取了青岛，甚至占据了胶济铁路全线 。据说在议会上，有议员就此事质询孙宝琦，他只能支支吾吾，无法回答，倒是袁世凯回答干脆：“日本素敦睦谊，谅不致有意外之举，各将军务须镇静以待，不得稍涉惊扰，致碍外交前途。”
日本人占领青岛之后，根本就没有归还的意思，还变本加厉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孙宝琦阻碍这个条约的签署，最终失去了外交总长的位子。
所幸的是，孙宝琦始终关心的青岛主权问题最终有了结果。1922年，孙宝琦任华府会议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华盛顿参加中日谈判，负责从日本手中接收青岛和胶济铁路的事宜，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去世时抽屉里仅剩两个铜板 因为和曹锟的过节，1927年7月，孙宝琦辞去国务总理一职，渐渐淡出政局。他因为为官清廉，不蓄私产，加上家族人丁兴旺，晚年过着清贫的生活。孙宝琦有一妻四妾，育有24个儿女(8男16女)，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七女孙用藩嫁给了张廷重(张佩纶之子，李鸿章外孙)，是张爱玲的继母，因此，张爱玲管孙宝琦叫做外公 。张爱玲曾回忆外公，分析为什么官这么大还很穷，认为也许是家里的姨太太太多。
其实孙宝琦晚年清贫跟他的清廉有很大关系，他曾在税务处督办任职，本身就是一个肥水衙门，每月都会有一笔交际费(就是现在的公关费)，孙世仁先生回忆，这笔钱孙宝琦一直没有支取，去任时“他将此笔款项一并取出后，在北京西堂子胡同里造了六幢小洋房。你可别以为他是在给自己做房产投资。房子造好后，祖父悉数转交给了税务局，说是‘留作纪念’。”
更滑稽的是，等他办完此事开始考虑自己南下一事时，才发现居然连自家在北京的房租都付不出了。亏得那房东是建造北海公园的工程师，因仰慕孙宝琦的为人，就说“算了，算了”。孙宝琦终究脸皮薄 ，就吩咐人把从法国带回来给女儿的两架钢琴抬了过去，算是稍作抵扣。还一味说，等将来能够周转了，必来结清房款。然后，他从朋友那里七拼八凑了五万元作为南下的盘缠。
1931年2月3日，孙宝琦肠胃病发作，在上海去世，终年六十四岁。孙世仁先生称，这样一个曾位居民国总理之高位的老人，去世的时候，抽屉里却仅有两枚铜板。“ 他给子孙的遗言只有八个字——不开新铺，回归祖宝。意思就是不要大操大办后事，简葬即可。后来是他的学生为他募捐，圈地造的墓。”
孙宝琦去世的消息传出后，社会各界送来了诸多挽联，大多都赞美了他廉洁清正的品格。其中，时任民国总统的徐世昌送的挽联是“门多歇浦三千客，家少成都八百桑”，横批是“旧雨晨辰”。这幅对联上联用的是战国春申君黄歇的典故，赞扬孙宝琦好客；下联用的是三国蜀相诸葛亮的典故，赞扬孙宝琦清廉，说得倒也恰如其分。
据孙世仁回忆，孙宝琦在杭州祖坟落葬的时候，棺材里一起下葬的只有一顶帽子、一个珠片和一枚印章，以至于后来这一带盗墓猖獗之时，孙家祖坟得以平安无事。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年日军进犯杭州城，特地下令要把祖父的墓给炸了，原因是当年签署《二十一条》时，祖父从中作梗，所以要炸他的墓出口恶气。”
世人以孙宝琦当年不赞同革命，死保大清就目为“愚忠”，视为“反动”，殊不知，越是有忠义之心的人反而越能砥砺品格，看他后来的所作所为，谁能说他是个庸俗的政客？倒是有些人，单以政见去划分历史人物的高下，失之粗浅，愧对前人。
特约撰稿 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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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半岛网-城市信报） [编辑: 李敏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