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太宗时期，要求各地建立孔庙（文庙），由此孔庙开始大范围兴建。而就在青岛的即墨、胶州、平度三地，都曾建有文庙。这三座文庙规模都不小，而且流传下不少的故事。可惜的是，因为各种原因，三座文庙现在都已经被毁，所幸，关于这三处文庙，后人都留下不少回忆性的材料，从中可以略窥青岛当年文庙的雄伟和祭孔大典的威严。
胶州文庙：解放后曾当会议室 关于胶州文庙记述最为详尽的材料当属仲兆峰、孙忠先所撰《胶州文庙》，此文庙始建于金皇统九年(1149年)，址在“西城土城口”(西城指胶西县城，土城口于今胜利桥西北处)。1161年至1200年重修，以后圮废。元初借岳庙(址在今小教场街北处)为文庙。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胶州州同知林鹗始修复“至圣孔子庙”。
关于这座文庙的格局，文中有较详细的描述，其设施有大成殿(正殿)、东西两庑、御碑亭、大成门(戟门)、名宦祠、乡贤祠、泮池(月河)、棂星门、大门、魁文阁(文昌阁)、崇圣祠(启圣祠)、忠孝弟祠、明伦堂和敬一亭。另有古树若干棵，学田16顷70亩9分。这其中，大成殿作为主殿，最为气势恢宏，“阳面由绿瓦砌成“万世师表”四个大字，黄底绿字，格外显眼。檐下设平台，门前有台阶。在大成殿前院有东西两院，正殿之前为大成门，大成门前为泮池，老百姓称为“月河”，为半圆形的池子。月河之前就是第一道大门棂星门了。
据胶州市文史专家宋和修先生回忆，“胶州文庙最近的一次修葺是民国16年，也就是1927年，由当时的胶州士绅高振洙倡议大修文庙，共用款系钱六万一千缗有奇。”因为当时的胶州已经升为莱胶道，“文庙初建的时候是县级规格，直到民国那次大修，胶州文庙的规格才跃升为州府级别。”
这座文庙主要毁坏在国共内战时期，当时伪顽部队在文庙院内拆房砍树，建碉堡、修工事。1956年以后，大成殿修复一新，成为胶县人民委员会第一会议室。1970年4月下旬，为规划扩建县委，大成殿被拆除掉。如今文庙已经成为了胶州市机关幼儿园，也算是以另一种形式教育后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胶州人。
即墨文庙：引发联名上书 和胶州的文庙相比，即墨文庙的规模略逊一筹，但是它产生的影响却要大得多，因为圣像被毁，即墨当地的士子曾联名上书皇帝，轰动一时。
即墨文庙，始建于元代，当时庙宇规模很小。到明朝嘉靖年间，即墨城倡导尊孔的各界名流，集资重修文庙，重修后，占地面积约三亩。在庙前临街处，立一高六米、宽四米的石雕牌坊，牌坊横匾上“圣门”两个大字，为即墨人蓝田书写。
《即墨县志》副主编孙鹏在《轰动京师的德兵毁
即墨文庙圣像案》一文中写道，1898年1月上旬，侵占青岛的德国军队派兵百余人侵占了即墨县城，驻扎在文庙及西关质库(当铺)，并分兵把守城门，破坏城中文物，抢劫财物。正月初一，德国军人闯入即墨文庙，将孔圣像四体破坏，并将先贤仲子双目挖去。这件事事关重大，但当时的即墨知县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竟然隐匿不报，终于引发后来的联名上书。
这年春，适逢戊戌科会试，各地举人云集北京。4月22日，即墨举人黄象毂串联103名山东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告发德兵毁坏即墨文庙圣像一事。同时，赴京会试的孔孟后裔孔广寒、孟昭武等17人亦联名签署《为残毁圣像，任意作践，公恳据情代奏折》上陈都察院。都察院连接两份言词激昂的上书后，认为事关重大，当即由堂官左都御史裕德领衔，全台署名，将两份上书一并呈递给光绪皇帝。一时间，京师舆论哗然。
当时正处于戊戌变法前夕，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正寻找时机，策动参加会试的万余名举人联合行动，以造成声势，向顽固派施加压力。因此，当康、梁等人得悉侵占胶州湾的德国士兵骚扰即墨县文庙事件引起愤慨后，马上借机发难。康、梁等人发表了一封言辞激切的公开信，鼓动各省举人联合行动，维护孔教尊严，以挽救中国之危亡，史称第二次公车上书。5月3日，以康有为的弟子林旭为首的369名福建举人首先响应，他们联名向清廷递交了《为圣像被毁，圣教可忧，请饬总理衙门责问德人公呈》。自此之后，士子上书不断，到最后，由康有为的得意门生麦孟华、梁启超等人领衔，831名广东举人联名签署的上书，使这次公车上书达到了高峰。他们把即墨文庙圣像被毁事件的严重性，提到了保卫孔教，维系人心，立本强国的高度，严正指出：“割胶澳不过失一方之土地，毁圣像则失天下之人心，失天下之圣教，事之重大，未有过此……责令查办毁坏圣像之人，勒令赔偿，庶可绝祸萌而保大教，存国体而系人心。”
由于康、梁等维新派人物的推动，即墨文庙圣像被毁案引起了不少京师官员的关注，他们也一起上书言事，一时间成了轰动京城的重大事件。前后在上书中签名的各省举人及京师官员达2000余人次，其影响迅速扩大到全国。以此一事件为契机的多次上书，为维新变法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清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向德国交涉，着驻胶澳之德军首领向我方赔礼道歉。即墨知县朱衣绣也因对此事匿而不报被革职。即墨文庙圣像被毁案实为不了了之。后在军阀混战中，城内文庙被炮击烧毁。
祭孔大典：地方官员行跪拜礼 关于祭孔大典的叙述，有这样三份材料，分别是仲兆峰、孙忠先所撰《胶州文庙》，王朴成所著《祭孔大典》以及载于《平度史话》中的《文庙》一文。
按照这些材料的记述，参加祭孔大典的人员主要是地方官员和儒生，并非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祭祀的程序也有严格的规定。关于祭孔前的人员安排，《祭孔大典》中有所记载，“祭孔大典在县太爷的亲自执掌下，由呈发房(秘书处)、礼房(教育)、粮房(财政)三个职能部门共同组成祭典筹备组。呈发房负责祭文起草，陪祭人选聘，祭事监察等；礼房负责‘呜赞’、‘礼生’的选配，礼乐队伍的选调，祭典仪式的其他事宜等；粮房负责各种祭品及用具的选购，牲畜屠宰，雇佣人员的劳资支付等一切费用开支。三个部分分工明确，件件落实，各司其职，分头执事。”
祭孔的时间每个时期有所不同，清代以前在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的上丁日卯时举行，叫“丁祭”，也叫“二八大祭”。民国十八年(1929年)改孔子诞生辰八月二十七日为纪念日。抗日战争时期文庙祭孔，恢复以往每年的“二八”大祭。
据王朴成记载，当天凌晨2时左右，孔庙大成殿东北角另外一处小院落内，屠夫们开始屠宰牛、羊、猪准备祭品。“文庙院内是圣洁之地，决不准在院内屠牛宰羊的，这是祭孔严格的规矩”，叫“四必”，即“必丰”、“必洁”、“必诚”、“必敬”。如有脏乱，即视为不敬。被宰的牛名目“太宰”，屠宰时也有一定程式：事先要给牛喂食，饮水。牛吃饱喝足之后，丑时一到便将牛牵至小院中央，头北尾南站定，把一只用红绸子簇成的大花挂在牛头上，并用红布遮住牛眼，绳索套牢牛腿……整猪、整羊抬至殿内供桌上，一切就绪已接近卯时了。
祭祀时的程序，不同时期也不一样。晚清民初，这项仪式由县太爷负责，整个仪式中两个人物尤为重要，一是“鸣赞”，二是“礼生”，老百姓统称为“赞礼生”。“鸣赞”是典礼的总指挥，相当于现在大会的主持人。“鸣赞”的选配要求条件很高，必须是口齿清楚、嗓音洪亮，在地方知名度较高。“鸣赞”站在大成殿前平台上，像吟诗一样拖着长长的尾音发出各项口令，如：“执事者到位，各行其事……主祭人就位……”等等，其口令喊出必须让场内每个角落的人都听得到。“礼生”站在主祭和陪祭人身旁，负责按照“鸣赞”发出的口令引导主、陪祭人进行各项祭拜活动。“鸣赞”一人，“礼生多人”。“鸣赞”在典礼上的权力是至高的，只要发出口令，任何人都要服从，“礼生”引导到哪里，都必须自觉地跟随到哪里，如有不从，即是对孔子的不诚不敬。
到了民国后期，风气开化，典礼增加了很多新内容。仲兆峰、孙忠先曾亲眼目睹抗日战争末期的祭孔大典。据他们回忆：“祭祀日，学校一律放假一天。天刚亮，参加祭祀的人们来到文庙大院集合。纪念活动由县知事主持，司仪由县署文武官员充任。当地方官员就位之后，古乐铿锵奏起，学生歌咏队按仪程依次唱《大哉孔子》赞歌，地方官率其部下及教职员、学生行拜跪礼。礼毕之后，依次演讲，然后，逐一向孔子遗像、四配像、十二哲像及东西庑、崇圣祠行跪拜礼。”
在清朝之前，祭孔都行跪拜礼，后来，一切跪拜礼一度统改为鞠躬礼，以三鞠躬为隆重。但是到了民国三年(1914年)祭孔仍用跪拜礼，也就是说，在孔子像面前，多大的官员都是要跪拜的。
◎相关链接：平度文庙
平度文庙建于宋代。历经元明清三代，重修20余次。文庙旧址在旧州城东北区。大门南向，称“棂星门”。进门有半圆形水池，称“泮池”。池北有一门，称“戟门”。门内古柏数株。院内有大成殿、崇圣祠等建筑。
平度文庙大殿是昔日平度城三大宫殿式建筑之一，从建筑学和文物学角度上看，都很有价值。“文革”期间，连同文庙其他残存建筑和院内碑刻被毁坏殆尽。
（来源：半岛网-城市信报） [编辑: 李敏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