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翟广顺
将
劳乃宣写入我的《
旅寓青岛教育名人现象研究》一书，绝非猎奇心理使然 ，而是因为劳乃宣太值得一写。劳乃宣在青岛八年是他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他为青岛的学校教育、图书馆藏、中外交流、经典译介、诗歌创作等诸多领域都烙上了深深的印记，至少在20世纪前20年很难找到第二个人与其比肩。
然而，真正动笔写劳乃宣，却时感笔端艰涩。因为，半生颠沛、晚年客居青岛的劳乃宣其思想心路和人生轨迹太过复杂。在中国，士人与改朝换代向来有说不清的复杂关系，劳乃宣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步入湍急的历史洪流时走进青岛，这位晚清学部副大臣、代理大臣一直是历史的“弄潮儿”，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疾风骤雨后落脚尊孔文社和礼贤书院，他才明白周馥引荐他到青岛接受卫礼贤招聘的历史性意义。
劳乃宣个性的复杂在于，他既受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熏陶，又受鸦片战争后迅速传入中国的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一方面，他身居清廷官僚高位，忠君而又保守。劳乃宣在政治上矢志不渝地捍卫封建帝制，凡清廷典礼皆至京师随班行礼，撰文仍用清朝年号故历，不惜自篡“大清宣统六年”年号。1917年溥仪寿辰之际，劳乃宣与卫礼贤合谋，欲让溥仪娶德国皇室公主为后，为此他由青岛化装入京奏呈“联德复清”条陈。另一方面，劳乃宣对西方政治和文化又有某些了解，政治上他主张君主立宪，文化上他主张改革汉字，实现教育普及。
正是在青岛，在尊孔文社，在礼贤书院，面对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激变，劳乃宣不甘心做一切向后看、祖宗之法全不可变的腐儒，他要转变，尽管这种转变对他来说极其艰难。劳乃宣于1919年出任了更名为“青岛礼贤甲种商业学校”的监督。他主持尊孔文社，不但延聘寓青遗老 ，还通过总稽察蒋楷敦请德国学者为礼贤书院和德华大学堂的学生开办“中德文会”。劳乃宣寓居青岛的教育活动，客观上适应了晚清教育由“治人”之教向“治世”之教的递相流转，他期望唤醒浇薄轻肆的世道人心，表达对传统凌夷的哀痛。
劳乃宣参与在社内建起藏书楼，收经、史、子、集和德、英、法文等中外书籍万余册，亲笔写下了《青岛尊孔文社建藏书楼记》，他还指导卫礼贤将《易经》《论语》《老子》等一批中国典籍译成德文。劳乃宣通过与卫礼贤等外国知识阶层的交往，有意无意地实践着由传统士大夫向现代性知识精英的转变，以至在劳乃宣身上初见科举制度废除后现代价值信仰者的端倪。如果将劳乃宣置于中国晚清的时代巨变和青岛德租借地具体的时代坐标点上考量，这个说法就会更令人信服。
也许，劳乃宣已经意识到他的转变将在遗老群体中产生某些影响，因此他很在意后人对他的评价。劳乃宣为《自订年谱》题有一诗，最后的几句是：“毕生心迹泯将迎，历遍崎岖视若平。自问非夷亦非惠，孤怀留待后人评。”此诗既流露出孤怀遗恨、苍茫荒凉的心迹，又表现出对客观公允的“后人评”的渴望。对于劳乃宣这种不但以学问见尊、而且以名节见重的知识精英来说，誉兮，毁兮，折射出的皆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复杂变幻时代所造就的近代知识精英的复杂意义。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李敏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