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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滨 在互联网助推和巴西世界杯引爆下,众多“上天台”的彩民,让中国
彩票业收获了年度销售额和累计发行规模的井喷。不过,随着审计署和新华社对彩票公益金和发行费去向展开调查,管理粗疏的彩票业,也被舆论追到“上天台”。如何驯服有钱又“
任性”的中国彩票业,成为本周舆论场最为关注的话题。
先是新华社连续刊文爆出归属彩票管理机构使用的发行费多年来支出标准居高不下,而且用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公益金,要么被闲置要么被挪用,要么去向不明。中青网评论员王海立即评论称,“盘点当下的行业,谁最有钱?发行规模累计达1.7万亿的彩票无疑相当‘有钱’”,而且,“买汽车、盖大楼、买游艇、补亏空,或者躺在账上不去该去的地方,有钱的同时还十分‘任性’。”
两家极具舆论影响力的媒体联手,彩票业长久存在的“黑箱”进一步被置于“舆论天台”之上。在邓飞、赵晓、叶檀、任志强等大V的纷纷接力下,彩票资金的去向问题,在新浪微博上发酵成为热点话题。
“公益弄权,丢公损益”、“官无公益之心,何来公益之实?”、“官办公益,不奇怪！”大V们异口同声的批评,直指中国彩票业的软肋。财新网则援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的观点进一步指出:“彩票资金属于政府的非税财政收入,但是现在却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由彩票主管部门自行管理,如此大的财权必然容易滋生腐败问题。”
时评人钱科峰也在《每日商报》上遥相呼应:“彩票公益金为何花不到公益事业头上?彩票公益金为何成了主管部门自由切割的‘唐僧肉’?细加分析,不难发现原因有二:一是资金聚集在权力手中,权力可以自由支配资金,行政职能部门管理着数亿元的资金,亦官亦商,拥金自重,想不动歪念也难；二是账目不透明,监督不到位,公益的来去与积淀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久处阴暗之下的运作,必然产生腐败的温床。”
贪腐公帑已然让人愤恨,而向彩票募资伸手则更加让人憎恶,正如评论作者薛家明在人民网的撰文,“彩票与赌博最大的区别就是,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赌博是为了通过坐庄,赚取不义之财。从这个意义上说,公益性是彩票的根。但盖大楼、买游艇,却毁了彩票的根,逼着人们用脚投票。”
此次审计署针对彩票资金展开的大范围审计,也许揭开了一个“谜底”。就像中青网评论作者王海担忧的,“公众早有质疑,围绕彩票,是否已经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利益圈子,参与‘分肥’,并为其‘保驾护航’?”
倘若监管部门达不到童其军在“北京晨报”撰写的评论中期望的,“以最严格的监管制度和法律威慑保障彩票‘用之于民’是各界高度期盼的。对于‘1.7万亿元彩票资金去哪儿了’的‘现实疑团’,人们期待监管部门尽快给公众一个交代。”刚刚方兴未艾步入黄金年代的中国彩票业,前途堪忧。
交代固然要有,但更重要的是能否借此机会对积弊已久的彩票行业来一次刮骨疗毒似的变革。
光明网评论作者佘宗明便梳理美国、英国等彩票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建议“彩票资金运行、监管和善款处理要层层分离、层层设防,‘运动员’、‘裁判员’和‘仲裁委员’各就各位”。虽然说起来,仍是公平分配、使用透明、监管到位的老方,“可对于中国彩票事业来说,这仍不失为对症的良药,唯有将彩票资金筹募、使用、监管等都纳入法治化、公益化的大盘子里,规避腐败之手的‘染指’才可期。”
加强彩票监管,固然是从外部驯服的必然之路,但从体制层面彻底根除“任性”的基因,才是更为长效的理顺之道。在这一点上,童其军的建言更有价值,“要保证彩票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是在公共资金的投入使用中,要减少审批环节,加快资金利用效率,将公益金过渡为博彩税,财政统筹专用避免截留；二是要加快机构市场化、管办分离改革,使彩票事业与行政部门脱钩；三是专门针对彩票事业立法,并成立脱离部门的监管委员会依法监督；四是资金的分配上也要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保证专项足额使用,避免形成部门结余等等。”
很难说究竟何时,那几个跳动的乒乓球上的数字,会让万千彩民为属于自己的“福利”安心埋单。但可以确定的是,有关的话题仍将会像“大奖”的威力一样,被我们持续讨论。
半岛网辣蛤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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