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海建
6月12日晚，杭州某路口出现大面积拥堵，并持续到13日凌晨。目击市民表示，拥堵原因疑似为两名当地出租车司机“钓鱼”向杭州运管部门举报Uber专车司机。13日，优步杭州方面发表声明：群众围观聚集事件涉及多家平台司机与车辆，涉优步司机为租赁公司专职司机，未与任何人冲突。（6月13日中国广播网） 被钓鱼的当然不只是优步司机，滴滴快的等专车司机都曾遭遇过类似的“礼遇”。地方运管部门也是姿态各异，有严惩不贷的，也有睁眼闭眼的。这样的态度，其实也不奇怪。对于站在“互联网＋”风口上的专车，顶层设计似乎也左右摇摆。尽管交通部曾明确，“专车服务是创新”，但专车合法性问题始终被躲闪规避。谁都知道，打车软件有效整合了社会资源、方便了市民出行，但资质与资格的制度门槛，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总有些刺眼。加之少数地方管理部门欲封杀而后快的决绝姿态，使得这种矛盾不断升级。
在专车与传统出租车的矛盾上，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诡辩的逻辑：以专车的不完善、不成熟，佐证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但不得不说的是，就算优步等专车服务烟消云散，城市传统出租车也早该刮骨疗伤。中国出租车改革，已经无路可退。
出租车行业的两大王牌，行政许可制度和总量控制制度，已成为出租车领域的原罪。对于市民来说，传统出租车的病症，也许在于三个层面：一是价格不便宜，定价也不找你商量；二是数量上玩“饥饿营销”，高峰期打车就差焚香祷告；三是“独家服务”滋长了不少霸道恶习，打车还要锻炼脾气。问题的背后，还是两大敏感要素，“数量”与“价格”—— 而这两大要素，直指陈腐的制度。专车的身份，不过在于改革的态度。全国层面的出租车行业改革早一天铿锵向前，地方上的剑拔弩张就能省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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