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羲是李鸿章侄子 辛亥革命后曾到青岛避难

2015-10-15 10:07   来源: 半岛网-城市信报 手机看新闻 半岛网 半岛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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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路8号是一座古朴的老楼,楼身方正,还有一个俄罗斯式的塔楼。这座楼的建筑面积不大,但很精致,虽然历经岁月洗礼,仍难掩当年的峥嵘。在青岛,这样的老楼里总会住过几位名人,此楼也不例外,他曾经的主人名叫李经羲。

  李经羲,是一位有趣的人物,有着非凡的家世,也有着复杂的性格。和清末民初不少响当当的大人物打过交道,其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历史进程。他曾主政云贵,也曾出任国务总理。蔡锷和朱德都是他的好学生,袁世凯和张勋是他的好友。看看他的好友名单,你会对他不感兴趣?对了,他还是李鸿章的侄子。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说说李经羲。

  对朱德、蔡锷有知遇之恩

  李经羲(1859~1925年),安徽合肥人,字仲山,又仲仙,号悔庵,又有仲宣、仲轩、宓生等称,晚号蜕叟。李鸿章弟李鹤章的第三子,清朝最后一任云贵总督。

  李经羲早年的资料能查到的很少,不过我们可以从其伯父李鸿章的行事风格上略窥一二。作为晚清的栋梁大臣,李鸿章兼具守旧与开放的两面性,一方面以朝廷股肱自居,一心扑在挽救帝国危亡的事业上,另一方面又深感时局变化无常,身体力行地去尝试许多新鲜事物。李鸿章自嘲为清帝国的“裱糊匠”,粉饰着这个腐朽大厦的外貌,他的从政风格自然也影响到家族后代。

  李经羲早年做过道台、布政使,后来也出任过一省巡抚,从政生涯稳中有升,但也绝非平庸之辈。看他早年的奏章,我们仍能发现伯父李鸿章的些许影子。他在广西巡抚任上,多次上书朝廷,商讨边防剿匪事项,力求保大清一方太平。遇到君主立宪的大潮时,思想又很开通,要求对旧制度做出适当的革新。如他于宣统二年上《云贵总督李经羲奏云南第四届筹办宪政情形折》,里面列了八项,涉及地方自治、财政的预算决算、地方司法体系的建立等内容,不少提法现在看来都不过时。

  他的这种既保守又开通的风格,在主政云贵时期体现的最明显。1909年2月,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此时距离清朝灭亡只有三年。在任上,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开办了云南讲武堂,并兼任讲武堂总办。他曾对学员们宣布,他云贵总督可以不做,但讲武堂不可以不办。这个讲武堂由李根源任协办,由清廷出钱举办,与天津讲武堂和奉天讲武堂并称三大讲武堂,后与黄埔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齐名。也正是在这所讲武堂里,一大批推翻清朝、甚至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军官被培养出来,我们说说其中两个著名人物,一个叫朱德,一个叫蔡锷。

  对朱德,李经羲有知遇之恩。宋路霞的《李鸿章家族的上海轶事》中有这样一件事:朱德早年家贫 ,来报考讲武堂时,因无川资,就迈开双脚,从四川一直走到了昆明。到讲武堂时报考时间已过,门卫不让进,朱德便与门卫大声分辩。适逢李经羲那天正在讲武堂巡视,闻其声派人前来查看。当知道此人是从四川步行到昆明来求学时,料其将来必有大作为,于是当场决定,破例录取。朱德后来多次跟人提起过此事。

  对蔡锷,李经羲不光是知遇之恩,可以说是特别对待了。当年蔡锷不得志时,是李经羲把他弄到广西,给了他良好的发展机会;他受广西革命党人排斥之际,又是李经羲把他召到了云南,并且顶住种种压力,请朝廷任命他做了协统。蔡锷在他眼皮子底下进行革命活动,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没看见,有人提醒他:“讲武堂多革命党,虎大伤人。”他也置若罔闻。蔡锷身处困境时,李经羲还资助他500块银元,并收过他的门生贴子,甚至将人家揭发蔡锷反朝廷的密信拿给他看,劝其谨慎从事。

  一方面想要挽救清帝国的生命,一方面又不忍心对革命党痛下杀手,这或许就是李经羲的矛盾性格吧。

  他为啥不做云南都督

  其实不光是李经羲,当时整个清帝国的地方大员不少都是在镇压起义和纵容革命这种“夹缝”中求生存。因为大家意识到,清帝国已经烂到根子里了,可既为地方官员,又不能尸位素餐。真要是革命来了,对他们来说,倒是种解脱。

  1911年10月30日,酝酿已久的云南起义爆发,李经羲终于不必承受“煎熬”了。1911年11月1日,云南军政府宣布成立,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院长。身为起义军领袖,蔡锷并没有狂热到不念旧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新宇在《蔡锷的情和义》一文中称,蔡锷首先想到的是动员李经羲参加起义,请他做云南都督。但是,李经羲坚拒,说:“身为朝廷命官,岂能以下犯上?”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如果杀掉李经羲,后来的教科书可能会称赞他的“革命大义”。人们也不会说他什么。但是,蔡锷却不忘总督大人对他的恩情。因为革命,就与恩人刀兵相见?蔡锷做不到。但总督府必须攻打,怎么办?发动攻势之前 ,蔡锷先请人去总督府把李经羲带到法国领事馆避难。总督离开之后,才向总督府开炮。起义成功之后,蔡锷再次请李经羲出来主持云南大政。李经羲顾念皇恩,不肯改变立场。蔡锷只好把李经羲全家送出云南。据当事人回忆,李经羲是坐着轿子去车站的。蔡锷当时已是云南军政府的都督,却跟着轿子步行,一直把总督送到车站。为了防止意外,他又派了一连士兵随车护送。这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实在是一段佳话。

  李经羲离开云南后,经过越南、香港,辗转到达上海。刚下火车站,就被革命者的军队强行剪去了辫子,这还引出一段趣闻,我们后面会提到。当时上海是革命的中心,李经羲在这里毕竟不自由,于是他和不少逊清遗老一样来到了青岛。

  也正是在青岛,李经羲收到了袁世凯的橄榄枝。原来当时袁世凯靠耍手腕获得了民国大总统的位置,眼见一批遗老天天要复辟清廷,骂他是“曹操”、“王莽”,实在受不了,于是从这些遗老中选出几个来装点门面。李经羲被封为政治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

  一条辫子断送了前程?

  尽管对袁世凯的种种行为有所不满,可李经羲并非遗老中的死硬分子,非抱着满清宗室的牌子不放,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期间,他一直活跃在仕途。

  倒是因为清王朝的复辟,让他起了退隐之心,说来有些蹊跷。

  这事儿要从“府院之争”说起。时间来到1917年,袁世凯去世才一年。郎早正、郎章正在《李经羲:乱世中的“短命总理”》一文中介绍:黎元洪任总统后,与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在府院关系、制宪及对德宣战等问题上矛盾尖锐。1917年5月28日,黎元洪为排除段祺瑞的势力,特向国会提名李经羲为国务总理。黎任命李组阁,是安定北洋派、拉拢张勋的一种手段,因为李经羲也一向注意与北洋将领的关系,且他在云贵总督任时,张勋是其下属,并获得众参两院的通过。当时北京内阁更迭必须取得各省督军的贺电,才敢登台,否则这个内阁就站不住脚。

  5月29日,跟段祺瑞关系密切的倪嗣冲首先宣布安徽独立,随后河南、浙江、山东、山西、奉天等省纷纷宣布独立。在一片反对声中,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不敢进京就职。在黎元洪的一再催促下,李经羲提出必得有张勋进京保驾,才能就职。迫不得已,黎元洪接受张勋进京调停的建议,并被迫于6月12日解散国会。6月14日李经羲在张勋陪同下乘专车到达北京。6月22日才通电正式就任国务总理一职,同时兼任财政总长。然而张勋的意图在扶持清室复辟。7月1日,张勋等人在养心殿叩见清逊帝溥仪,演出了一场复辟的闹剧。身为国务总理的李经羲,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未曾表示反对,也未捞到任何好处。在7月2日化装成运煤工人,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东头的“水门”逃出,乘上火车直奔上海,被世人称为“五日京兆”。李经羲国务总理任期在理论上从1917年5月28日国会通过到7月2日止是35天,实际在任不到10天。

  因为李经羲是和张勋一起进的北京,加上张勋是这场复辟的主谋,外界自然对李经羲泼了不少脏水。当时的小说家天忏生曾撰《复辟之黑幕》,讲述了一些笑话和掌故。比如说:刚做了几天内阁总理的李经羲得知复辟消息后,急忙来找张勋,质问他为何不通知自己,且未曾安排自己任何职位!张勋笑道:“莫怪,论你资格,当然有做宰相尚书的希望。不过呢,你的前程,生查查是被没有一条辫子断送掉了,我替你着想,委实有些不值得。”张勋初到上海时丢的辫子,在这儿成了短板。

  但查阅史料,李经羲对复辟还是反对的,材料见之于其堂弟兄李经方和李经迈给张勋上书支持复辟时的信。这封信中附带讲:“再经方、经迈与仲轩(李经羲)手足至亲,闻其以一人之私阻挠大计,实所愧耻。其身败名裂不足惜,如天下公愤何!我公爱人以德,幸勿为先文忠(李鸿章)贻门户之玷。合并密陈。”以示划清界限。说李经羲“以一人之私阻挠大计”,实际上说明了他不支持复辟的态度。

  张勋复辟发生后,黎元洪逃入荷兰使馆中,李经羲亦避居江朝宗私宅,于第三天以炭灰涂面,“载煤一车自为御者,于一鞭残照中赴津。”乘上火车直奔上海,真正尝到了“五日京兆”的滋味。或许是受够了政坛上的尔虞我诈,再次来上海的李经羲,已是心灰意冷,从此再无出山之意。特约撰稿 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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