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馆陶路13号；成立时间：初建1902年前后，1908年改组
会馆多爱国义举，傅炳昭“书”鲁商传奇 馆陶路上，车流密集，然而，对比老街区，这里仍然显得有些安静。一段长长的大理石墙壁止住了记者前行的脚步，此地便是齐燕会馆旧址所在地。隔着栅栏，可以看到一段20级的长台阶，上去后是一栋亮黄色的二层建筑，四根高大的罗马柱支持着前突的门楼，建筑带有欧洲风格，与中山路上的德式建筑相得益彰。街道上也有三三两两的游客被这道石墙长廊吸引，纷纷拍照留念，在他们头顶上，一棵高大的梧桐宛如从墙壁中长出来一般，静静地凝望着脚下的游人和来往的车辆。
这所会馆里发生过什么传奇故事？有哪些风云人物来过这里？梧桐无言，我们只能逆时间而上，到历史深处进行探寻。
“我来田岛问英雄” 齐燕会馆最初并不是建在馆陶路，因为早在“1901年（也有说法是1902年），山东籍商人便创立了最早的山东会馆，后来朱子兴等河北天津籍人加入后，于1908年（也有资料称为1907年）改组为齐燕会馆”（《大鲍岛》）。“不过最初具体地址不太清楚，应该是在大鲍岛街区里，德国战败后才搬到馆陶路上”，青岛文史专家、中山路大使鲁海告诉记者，“当时德国人想把天后宫搬到这里，结果没有成行，后来便用作了齐燕会馆”。青岛文史学者鲁勇也说：“齐燕会馆初建时面积狭小，而书法家王垿的家对面有一块空地，本来是德国人想搬迁天后宫之用。后来德国战败，这块地皮就闲置了，于是齐燕会馆便在此建了新馆并在其中扩建了戏楼”。1938年1月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齐燕会馆被日军强占，改名“兴亚俱乐部”。青岛解放后，这里曾是海军招待所，现为海军驻地。
尽管初建时面积不大，但齐燕会馆是青岛建立最早、影响最大的会馆，“德国总督在青岛遴选‘华人信任’，一共四个人，齐燕会馆占据了两个人，三江会馆和广东会馆各一个人”，鲁海先生说。齐燕会馆在当时的地位可见一斑。因此它落成时，德国总督与山东巡抚皆出席庆典，大门两侧楹联为学部侍郎刘廷琛所提：“齐鲁为礼义文物所宗，谁使海邦同被化；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我来田岛问英雄。”
然而，在王垿看来，齐燕会馆并不如三江会馆红火，让他“十分遗憾”。记者分析，这可能与孙中山没有到过齐燕会馆有关。其实，齐燕会馆并非与孙中山没有联系，1925年4月10日，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大会就在齐燕会馆举行。此外，齐燕会馆里还举行了一系列的爱国行动：1925年6月30日，为追悼在青岛、上海等地被英、日帝国主义杀害的同胞，青岛各界在齐燕会馆举行“青沪粤汉”死难烈士追悼会，《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宣读祭文；1929年，为了摆脱日本正金银行的操控，废除胶平银，顺利废两改元，比全国其他地区的货币改革早4年……
当然，和齐燕会馆发生关联的最著名的活动便是抵制拆除天后宫。因为两个主角胡存约和傅炳昭都是齐燕会馆创始人，“德人议移天后宫，存约与傅炳昭等力争之，乃止”（《胶澳志》）。胡存约相信老青岛人都听过他的名字，傅炳昭又是何许人也？
青岛“人瑞”傅炳昭 傅炳昭1865年生于莱州府黄县。作为黄县帮中闯荡青岛的第一人，“傅炳昭早在章高元驻防胶澳时代，就已在总兵衙门附近的青岛口开办了经营商品杂货的源泰商号”。傅炳昭颇具商业头脑，德租青岛时期，他就意识到德语是“打开财富之门的敲门砖，发奋自学德语”，竟能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开始试着与德国人打交道。至于傅炳昭是如何赢得第一桶金的，至今仍是未解之谜，青岛文史学者李明说，“傅在青岛似乎不完全是白手起家，他的创业准备，应该是早年在日本完成的。青岛华新纱厂主周学熙的儿子曾在关于华新纱厂的历程回忆中，证实过傅炳昭在日本经商的经历”。
傅炳昭在青岛，有几件大事值得一提，一是“修建胶济铁路时，德人侵犯中国农民利益，爆发抗德斗争，中德官方无能为力，中方以傅炳昭为代表，德方以卫礼贤为代表进行调节工作，平息了武装斗争，从这时二人成为了好友”，鲁海先生告诉记者。第二，他联合天津籍成通号经理朱子兴（朱杰）成立了青岛的第一家行会机构——齐燕会馆。“这个朱子兴需要提一下”，鲁海说，他不但经营商号，还是大通木厂的经理，并建立了当时大名鼎鼎的东华旅社，“张学良来青岛就曾下榻在此”。另外，傅炳昭曾带领黄县帮雄踞青岛商界，使得黄县人在青岛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和纱布业大商号，以至于那是人们都知道“搞纱布的离不开黄县人”。“商会中同乡的凝聚力很强，其实和政府是一种很微弱的关系，特别是军阀政府，敲诈他们很严重，必须抱团。商会运作非常复杂”，青岛市档案馆编研处处长孙保锋告诉记者。显然这是傅炳昭的强项。1922年，傅炳昭就给来青创业的同乡刘鸣卿、刘书衡兄弟指点迷津，并亲自筹划运作，成立“山左银行”和“利丰银号”。
日本占领青岛以后，深知日本人伎俩的傅炳昭趁机“退隐江湖”，退出商界舞台。“傅这个人的影响尽管遭到了明显削弱，但他依然可以在诸如华新纱厂开办这样一些重要的经济活动中，保持调解的能力”，李明如是说。1924年5月，胶澳督办高恩洪发起筹办私立青岛大学，“傅炳昭和刘子山、宋雨亭等著名商人成为了校董。现在看，这是本地商人的一次慷慨的集体善举”。
1946年，82岁的傅炳昭在上海病逝，被尊称为青岛一代“人瑞”的他，不仅担任过齐燕会馆会长，还是首任青岛商会会长，中华商务公局董事，是一位叱咤商场的头面人物。因此，孙中山曾接见过他，“1912年，失去了实际权力的共和领袖孙中山访问青岛，期间曾经和部分非广东籍的青岛华商有过以募集资本为目的的接触，在后来出现的一份来源不明的名单上，傅炳昭、丁敬臣、古成章、郑章华都是这次会面的成员。但是，根据青岛总督瓦德克当时的报告，除了广东籍华商，其他商人都对孙的到访和资助革命的要求，保持了沉默”，李明的这一说法中，透露着孙中山与齐燕会馆的又一联系，只是，似乎他们的接触并不愉快。
地址：芝罘路24号；创办时间：1906年
同乡会孙中山激情演讲，老会馆焕发新颜 三江会馆旧址旁是一所学校门口，根据史料记载，这里曾为三江小学，青岛解放后改为芝罘路小学，上世纪80年代又改为市南区特殊教育学校，2012年的旧照门口上挂有三江学校的牌子，不知何故，已被拆下，门岗也没有人守卫。不过，通过右侧楼房墙面窗户，可以看出这里应该是学校的后厨，不时有饭菜的香味飘出。墙面上有学校的校址迁移介绍，署名为“青岛市市南区辅读学校”。起初，记者没有找到“与三江会馆一墙之隔”的广东会馆，后来在热心市民张兆顺的带领下，走到头往右一拐，没走几米，眼前豁然开阔，台阶下的空地上铺有塑胶草皮，一栋亮黄色两层小楼显然粉刷时间不长，让记者难以一时从三江会馆的黑灰色建筑中回过神来，楼内房屋皆空空荡荡，根据屋内留下的黑板、教学道具、旧校服可以判断，这里曾是一栋教学楼，一间教室的墙面上贴有“三江学校后教学楼安全疏散示意图”证实了记者的猜测。这里便是广东会馆旧址。
“会馆最早是进京赶考的举子们落脚之地，后来因为商业的发展，演变为商人们落脚的地方，再后来慢慢变成商会性质，为同乡维权，保护同乡利益”，孙保锋说，青岛的商会有自律性质，也会互相提携，“比如过去想干学徒，需要找三个可靠的保人，往往出自同乡商会”。这种凝聚力高、又能够联谊的机构就是会馆，而广东会馆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那时，客居青岛的广东商贾多住在市北区甘肃路、陵县路一带，这也是甘肃路一度被称为‘广东街’的缘由。由于广东老乡们需要经常往来，而当时的通讯、交通都不甚方便，遂于1906年成立广东会馆，是广东籍工商业者聚会议事之处。广东会馆由在青的广东富商们捐助资金，专门为老乡服务。凡老乡有困难来找广东会馆，没饭吃管饭，没衣穿发衣，没钱花给钱，如失业便帮助找工作，想回乡则资助路费……”（吕铭康《青岛老街里的广东商贾》）。
《胶澳志》记载：“广东会馆于前清光绪年间成立，初由广东帮商号组织，历年经办本埠公益，同乡善举甚多。附设小学。”“广东会馆附设的小学是岭南小学”，鲁海先生补充说。
一提到广东会馆，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便是孙中山。1912年9月30日，孙中山出席了三江会馆举行的盛大欢迎会后，参加了广东会馆的茶会，并在广东会馆前同广东会馆人员合影留念。而就在当晚，他又出席了粤东同乡会的晚宴，并发表了激情演讲，他说中国应该破除夜郎自大的心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把中西文化结合，“青岛的建设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中国人当以此为榜样”，他还提到铁路建设需要商界支持，也要开放对待外国资本参与。广东会馆会长古成章随即起身提议：“我们中国千百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国家实现了民主共和，孙中山先生就在面前为我们指点迷津，设计未来。”在他的提议下，在场的人们起立举杯，整个青岛一时洋溢着节日的气氛（《1912年孙中山先生的青岛之行》）。
而无论是老青岛市民还是公交车司机，对一个地点肯定不会陌生，那就是广东公墓。“上世纪30年代初，青岛的一位叫做梁善川的广东富商出面倡导集资，为在青的广东同乡，在双山西北的孙家顶子建成了‘青岛广东公墓’，由广东会馆的卢云鹏具体管理。只要是广东人在青去世，经会馆统一安排便安葬于此”，吕铭康说。据悉，广东公墓共葬有500余位同乡的墓穴。
抗日战争爆发，广东会馆被迫停办。直到1946年，广东会馆才得以恢复。经过重新改组，更名为广东旅青同乡会。
地址：四方路10号甲；成立时间：1907年
三江缘何代四省？首任会长何所踪？ 三江会馆在商界名气很大，因而，到达四方路和芝罘路路口后，记者颇有信心，以为随便问个老人便能知道旧址所在地。没想到，问了几个人都表示不知道，最后在71岁的张兆顺老人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了广东会馆的旧址，三江会馆是否为四方路10号旁的老房子他也不太清楚。记者致电青岛老建筑爱好者、曾就读于三江小学的单志先老人，他告诉记者，三江会馆旧址只剩下了一栋建筑，是原来的二进院，就是四方路10号甲。那么，记者面前的这栋破旧房屋就是曾经红极一时的三江会馆了。黑瓦黄泥墙，典型的中式风格，墙皮有些脱落。很难想象，旧照中当年的四进院宏伟建筑如今只剩下一个侧面。
三江会馆为何是四省？ “门口是一个高大的影壁，两侧是两个带刁斗的旗杆。整个会馆分四进院，第一进是戏楼（飞檐斗拱式，被称‘琴港第一戏楼’），有戏台、包厢池座，中国京剧名伶曾在这里演出，1928年青岛组织了京剧票友社，叫和声社，上世纪30年代，和声社的会员有洪深、俞珊、老舍等，前两者都曾在这里演出；第二进院是议事厅和客房，同乡们大都居住于此；第三进院是三江诊所，免费为同乡治病；第四进院是‘三江里’，是高档住房”，鲁海先生给记者再现了三江会馆的辉煌。那么，为什么三江会馆代表的是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四省籍商人的利益呢？原来，明清两代，行省中有“三江”之称，即江南省、浙江省、江西省，鲁海解释说，清朝康熙年间，康熙认为江南省太大，便将其一分为二，以安庆、徽州一带成立安徽省，以江宁、苏州一带成立江苏省，这样，“三江”实际上就是四个省了。
在关于三江会馆的描述中，有两位人物值得一提，一位是首任会长周宝山，一位是大名鼎鼎的丁敬臣。
首任会长何所踪？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周宝山，记者能查到的关于他的资料非常少，除了蒋楷将其引荐给逊清遗老们的记录，以及《胶澳志》上的只言片语外，其他的很难见到。
他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何能当上第一任会长？为此，记者联系上了周宝山的孙子、原省计委主任周文彬，“我对祖父了解得也不多”，周文彬说，祖父1929年就去世了，而他出生于1933年，没有见过祖父，只是从母亲的回忆中了解了一点祖父的信息，“爷爷是浙江慈溪人，曾在上海当学徒。我母亲老家是山东邹平，外公家世代为官，后调到上海。在这里认识了爷爷，两人谈话比较投机”。成为莫逆之交后，两人决定亲上加亲，便给各自还不到十岁的儿女定下了娃娃亲。此时的青岛，大鲍岛城市规模初具，曾就职于上海土产行的周宝山看到了商机，两家都搬到了青岛，“祖父买的房子据说就在三江会馆附近”。利用在土产行所学的本领，周宝山自己开了家周锐记贸易商行。也就是此时的发迹，让周宝山在青岛赚得盆满钵满，并跻身于青岛的头面人物，后荣升三江会馆第一任会长的宝座。
然而，从商者最怕失败，周文彬记得母亲说过，爷爷是被“气”死的，“听母亲说，他在青岛搞房地产赚了一大笔钱，但都投进股票中，结果全赔了，家里彻底破产”，祖父最终抑郁而终。周文彬出生于1933年，大姐出生于1925年，中间有两个哥哥，父亲又丢了工作，全家老小便从上海来到青岛，投靠外祖父。在母亲娘家人的支持下，父亲觅得一份会计工作。然而，由于父亲患有肺病多年，加上1938年日本侵入青岛，他连病再恐吓，竟撇下一家老小撒手人寰。“因为经济原因，大姐13岁便到颐中烟草当童工”。4年后，在浙江老乡的帮助下，姐姐来到祖父曾经工作的三江小学当教员，一教就是10年。这应该说是周家与三江会馆缘分的继续。
丁敬臣的功与过 形容丁敬臣为大名鼎鼎一点都不为过，因为这个集华商商会会长、总督府信任、三江会馆馆长于一身的江苏商人在青岛商界颇为高调。他曾是青岛四大家族之一（刘子山、傅炳昭、丁敬臣、李涟溪），他的故居大学路16号甲后来林彪也曾居住过。
丁敬臣1880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他从商之前是候补知府”，鲁海先生告诉记者。颇有生意头脑的丁敬臣决定卸去一身官衣，到上海从事洋务。这段时间，他学习了外语和与洋人打交道的本领，随后接受了德国人的高薪聘请，来到青岛担任禅臣洋行的买办。发现这行商机无限后，1900年，年仅20岁的丁敬臣便开办了自己的悦来公司，以及后来的丁敬记，从事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业等。1907年，在丁敬臣等人的发起下，三江会馆成立，山东巡抚杨世骧（杨士骧）和德国胶澳总督都沛录都参加了开幕式，并从济南邀请了班子来演京剧，让德国人大开眼界。丁敬臣先后任副会长、会长，并被选为青岛（华商）商会的会长。由于在德国人的中国人之间行走，他成了德国督署信任四人中的一员，他的左右逢源以及广博人脉，使得他成为德租时期青岛华商的领袖人物。
1912年9月底青岛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孙中山先生莅临青岛。9月29日，访问海关之后，孙中山参加了三江会馆举行的盛大欢迎会，欢迎会上鞭炮齐鸣，掌声雷动。“附近的四方路、芝罘路、济宁路一带的居民，也云集于会场”（《1912年孙中山先生的青岛之行》）。在戏楼上，孙中山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这个欢迎会就是丁敬臣主持的。他们用青岛啤酒招待了孙中山。1914年11月，日本侵占青岛。“丁敬臣与日本当局的关系并不好”（《大鲍岛》）。也就在此时，丁敬臣失去了华商领袖的巅峰地位。丁敬臣官场虽失意，商场还算得意。“在当时，日本对‘二白一黑’（盐、棉布、煤）掠夺最为疯狂，丁敬臣继开办悦升煤矿之后，又于1921年开办了永裕盐业公司”，鲁海说，这让丁敬臣获利丰厚，不过，“因为盐业，丁敬臣与青岛另一商界大腕隋石卿为抢盐田发生过纠纷。隋石卿甚至雇人打伤丁敬臣”。
如果说此时的丁敬臣还算正面典型的话，日本第二次侵占时期，他“主动投怀送抱，与日本人狼狈为奸”（《大鲍岛》），晚节不保，之后“汉奸”的罪名一直陪伴他，直到1949年，他去往中国台湾，有说法称他最终死在了监狱里。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