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一所房子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住处，更像是一个安居之所，某种层面上象征了“家”的意义。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很多人辛苦了大半辈子无非为了自己的一个“窝”。而刘婷却反其道行之。为了帮助一群素未谋面的精神疾病患者，她不仅放弃了高薪的外企工作，还瞒着父母卖掉了自己价值百万元的房子，成立了一个专门救助精神分裂患者的公益组织——“生命树”。记者 赵黎
辞去高薪职业 关注心理疾病
一般人很难理解刘婷的做法，放弃年薪20万元的金领工作，每天跟精神分裂症患者打交道，对青岛地区的精神病患者进行调研，帮助他们康复。目前，刘婷的“生命树”连她在内只有4名员工，大家没有工资，全靠刘婷的卖房款支持所有人每月的五险和日常开销。从去年7月机构成立至今，刘婷已经投入了20多万元。 “在别人看来，我是失去了一栋房子，但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让一些人不再受苦，这样更有意义。 ”刘婷说。
刘婷是个80后，大学毕业进了青岛一家大型公司，仅一年的时间，就当上了分公司办公室主任，管理50多人的团队，她也凭着自己的努力，在青岛贷款买了房子。对于毕业没多久的刘婷来说，高强度的工作让她感到焦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有了失眠的毛病，常常一个星期有三四天一直睁眼到天亮。刘婷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但在她失眠的那段时间，抱着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失眠的想法，开始关注心理学。随着书看得越来越多，刘婷对心理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
2012年，刘婷辞去工作，专心学起了心理学，网络上的公开课成为她主要的学习途径，为了能听到大师的讲座，她还特意跑去北师大蹭课。没有了工作的压力，可以读自己喜欢的书，刘婷说，那一整年她过得既充实又快乐，再也没有失眠。2014年，刘婷通过了初级心理咨询师的考试、托福考试，并准备去国外继续深造，而申请学校前的一次针对青岛的精神卫生调查，让她最终选择了留在青岛。2014年4月，刘婷跟青岛本地的一家公益机构对市南区的33个问题家庭进行探访，探访的结果让刘婷震惊，多数家庭成员存在精神问题。在整个探访过程中，一个特殊的家庭让刘婷印象深刻，丈夫老张（化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妻子是来自农村的半文盲。老张的父母都是院士级的知识分子，文革期间被隔离改造，因为缺少管教，老张小时候因为小偷小摸被关过监狱。就是在那次探访之后，刘婷放弃了去国外继续深造的计划，选择留在国内。为什么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容易治愈？刘婷说，很多患者出院后都要服用安眠类的药物，这种情况下，一些全职的工作他们做不了，无法正常融入社会、一直在家的话又不能恢复社交功能，这是很多精神分裂患者反复发作的原因。
成员免费服务 帮助病人康复
为了打破这种循环，刘婷想开办一家专门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区康复中心。但在刘婷的父母看来，不可理解。他们本来不能接受刘婷的辞职，但后来还是理解了孩子要读书，换个方向读心理学的想法，可现在书也不读了，整天跑去跟精神病人打交道，父母怎么也想不通。刘婷最开始的想法，是以项目的方式吸引公益组织和基金会的关注，进而在青岛推广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区康复服务，但社会上的资金是有限的，为了能让自己的项目能够顺利开展，刘婷瞒着父母把房子卖了，作为自己机构的启动资金。
2014年7月，刘婷的项目正式启动，刘婷的父母是最后知道的，木已成舟，只好选择接受。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他们就借居在朋友闲置的房子里，几个月前，刘婷的团队拿下了崂山区的一个公益创投扶持资金，获得了两万元的资助，搬进了麦岛社区提供的办公室，从机构成立到现在，刘婷已投入20多万元，她的团队只有“五险”，没有工资。
“他们比我辛苦，完全没有工资，像王超群，每个周末都出去开专车贴补家用。 ”刘婷说。 1992年出生的王超群，之前在国企做销售，在一次公益活动中和刘婷相识后，选择过来帮忙。在王超群看来，时间是最珍贵的资源，他想把时间用在最有意义的地方。周一至周五，在“生命树”工作，负责活动策划和执行，周六、周日两天出去跑专车，晚上给小孩做英语家教，王超群说这样的生活虽然辛苦，但是值得。
在所有的员工里，最幸福的是刘婷的男友庞均，他现在的工作就是给刘婷打工，工作之余做微商贴补生活，不过也不常做，毕竟精力有限。庞均和刘婷在计划着结婚生子，在刘婷看来，兼顾好家庭和生活才能做好自己的事业，有好的心态才能去帮助别人。目前，“生命树”的主要工作包括对青岛市精神分裂症家庭情况进行调研，同时接收符合国家托管政策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帮助其康复。
走访贫困患者 申请基金关注
刘婷发现，很多精神病患者以及他们家属，是封闭的，他们不愿意走出家门，不愿意参加免费训练。甚至有一部分人会有误区，觉得患者出了院、就意味着病好了，并不知道他们还需要一个过渡期，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康复训练。所以，“生命树”的志愿者，会定期到各个社区、乡村走访入户，普及这项公益服务。能定期到“生命树”的患者会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做训练，做肥皂、打中国结、拼乐高等等，主要是对患者进行生活训练和职业训练。最终通过这些专业的训练，为患病者争取平等机会，获得公众接纳，最终融入社会。
记者曾和“生命树”的成员们进行回访调研。在崂山一个富裕的村庄里，车一个转弯，来到一所旧房子前。房子的破旧与村里崭新的房子和停在路边的轿车形成鲜明对比。房门口堆放着一堆空酒瓶，庞均说这家他们之前来过，40多岁的儿子和70多岁的妈妈都有精神分裂症。敲门进屋，虽然是中午，但是屋内光线很暗，桌子上摆着中午的剩饭，小白菜和豆腐。老人在里屋躺着，儿子并不在家。听见庞均一行进屋，老人慢慢地下炕，皮肤黝黑、左手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扭着，虽然很想跟大家交流，但是没人听懂她的意思。庞均跟老人熟识，叮嘱了她一些吃药和饮食的注意事项。庞均说，精神疾病跟压力有关，虽然精神类疾病也在医保“大病”的报销范围内，但即便如此，每个月患者也要付出1000多元的治疗费用，对不少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在“生命树”回访的几户人家里，情况大体相同，贫穷的生活、勉强维持的日子，庞均说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这样的情况统计起来，申请更多的慈善基金关注，让这些人可以重新回到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