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网8月12日讯 据新华社报道，日前，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行的2016年度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李忠在介绍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下一步工作安排时明确表示，正在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消息一出，引起国内外媒体和网络舆论的高度关注。
为什么此时对高校和公立医院涉及上千万人的人事制度进行改革？改革是全面取消事业编制吗？高校和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改革的难点在哪？改革后会不会削弱高校和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看病更贵上学更难呢？新华社记者带着这些公众关心的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看看他们的看法。
为什么此时对高校和公立医院编制进行改革？有必要吗？
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介绍，目前我国公立医院在编人员大约有800多万，高校在编教职工有233万余，约占3100万事业单位人员的1／3。网友质疑如此涉及千万人切身利益的改革真的有必要吗，为什么选择此时进行改革呢？
知名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林新奇教授认为“改革很有必要，改革的必要性不是表上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实际上涉及到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问题。”据了解，自201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以来，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一直在多方面、多角度向前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已经进行了5年，从2011年到2015年进行的基本是分类改革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现在改革编制实际是事业单位改革的第二阶段。”林新奇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特聘专家董克用指出，选择现在进行改革，有利条件是养老金并轨改革以后，在编和非在编人员同样缴纳养老金。“编制与非编制的区别无非在于退休金，现实是编制已经没有实质意义，改革条件已经成熟。”董克用说。
是全面取消高校和公立医院事业编制吗？
相关媒体报道认为，本次改革将全面取消高校和公立医院的事业编制。据瑞士《新苏黎世报》网站等媒体的报道，认为此项改革是要削减高校和公立医院的特权，虽不像国企改革那样的大动作，但至少对职工来说，事业编制的“安乐乡”很快就不复存在了。《中国经济周刊》撰文认为如果未来全国高校和公立医院全面取消事业编制，相关单位的铁饭碗要没了。
“真正的改革肯定是逐步地推进，不可能一下子取消，也不可能全部取消，需要做更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和推进步骤，相关政策措施需要配套才能推进，如与医疗改革配套、与教育改革配套，不是一取消了之，目前公众的理解不全面。”实际上编制改革主要涉及两大块：专业技术人员和行政辅助人员。对于目前的高校和公立医院来说，改革影响最大的是行政辅助人员。
林新奇认为，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事业单位，都是需要有编制管理的，因为高校和公立医院人员的归属感和专业队伍的稳定性十分重要，编制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可能比金钱的激励更加重要。改革的趋势，是尽可能的扩大非事业编，高校和公立医院正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高校和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改革的难点在哪？
林新奇认为，难点在于高校和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使其职能在改革时难以进行清晰的切割，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高校和公立医院的公益职能和市场职能很难清晰区分，交织在一起；高校和公立医院与政府的关系特别复杂，间接地承担了很多政府的职能，特别是服务社会和群众的职能，不能完全区分开；现在事业单位内部，为了事业的发展，多进人手，又不能完全市场化，最核心的岗位还需编制。
汪玉凯认为，“改革后，事业单位将没有行政级别，与政府的互动通道该怎么确立是个问题，大学校长和医院院长还能到相关部委任职么？”如果没有相关配套，改革实施起来会有很大困难。
董克用认为，反对的力量最可能来自高校和医院的管理层，因为他们失去了向上要钱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同时失去一个约束下属的手段。来自高校教师和医院医生等在编工作人员本身的阻力不会很大。
取消事业编制会不会削弱高校和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
汪玉凯认为这完全有可能，将人员管理市场化，保留事业单位属性，公益性质能否坚守值得怀疑。林新奇认为，“公众对上大学更难、看病更贵的担忧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改革可能使得高校和公立医院更愿意做市场化工作，逃避公益的职能。”
而董克用持相反观点，认为取消编制并不意味着国家财政不出钱了，政府会持续投入为高校和医院的公益性提供保障。只是以前国家财政是根据编制数量确定财政拨款，现在需要探索新的办法来解决公共财政如何支持高校和公立医院公益事业发展的问题。“确定投入的依据在改变，不是依据编制，而是依据提供的公共服务。”
董克用认为，即将开展的编制改革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之所以有看病更贵、上大学更难的担忧，问题是我们只说了前面一句话——要改，但是后面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到底新机制是啥，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才有各种各样的猜测。”董克用说。公共政策一定要有完备性，一个政策出台和修改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改、怎么改、改完后该怎么替代，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一门科学，要充分讨论，使公众明白。
不纳入编制管理之后，千万人的人事管理如何衔接？
其实，今年1月15日，人社部官员在“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最新动态及热点问题高峰论坛”上表示，今年重点要研究编制创新改革，特别是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对相关改革的影响。
此次表态相比半年前，意思没变，但更为务实：从“研究对相关改革的影响”更进一步到“研究人事管理的衔接办法”。
编制通常是指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人员数量的定额和职务的分配，由财政拨款的编制数额由各级人事部门制定，财政部门据此拨款，通常分为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目前我国的编制主要是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一个萝卜一个坑”，由财政按人头给行政、事业单位拨款。
有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公立医院在编人员有800多万，高校在编教职工有233万余人，总计约1000万人。当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之后，这1000万人的人事管理到底该如何衔接？
“可以实行我们一以贯之的‘老人老制度、新人新办法’原则。”苏海南给出了他的答案：对于高校、公立医院取消编制的这1000万人员，一方面可根据其工龄长短大多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只要不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就不会被解聘，其中，归上级组织人事部门管理的干部仍由组织人事部门管理，其政治等待遇不变；另一方面，先仍按原人头费拨付财政经费，保证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福利开支资金来源。新人不再有新编制，依照劳动人事法律法规一律签订相应期限的劳动合同，用高校、医院合法依规创收的钱开支工资。最终要走向根据高校、医院提供的公益性服务拨付相应财政资金，与原人员编制完全脱钩。
显然，取消高校、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编制后，将会逐步缩小编外人员与编内人员的待遇差别，以后有编无编都一样了。
取消编制后高校、公立医院是否还有财政拨款？
“当然不是。”胡仙芝给予了否定，“取消事业单位编制，并不改变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提供性质。由于高校、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责任不能推卸，只不过是在责任方式和方法方面可以更加多元化、社会化。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再单纯地通过控编制、管人头、管经费等直接的方法，而是可以通过政府采购合同、PPP等多种方式，对公共服务提供进行保障，并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产出进行更有效的监管。”
但是，国家对高校、公立医院实施的财政差额拨款政策，如果不按人头来拨了，具体怎样拨款？总得有一个标准可以参考。
苏海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接下来就要研究高校、三甲医院所提供的相应的公益服务值多少钱，国家就应该给拨多少钱，这个额度就跟原来的编制、人头没关系了。“比如原来可能给某高校或某公立医院5000万，经过测算以后不够用，不利于改变上学难、看病贵，可能就拨款7000万。当然，如经研究评估之后，其提供的公益性服务不值5000万，那就应下降，只拨给4000万。”
他通过《中国经济周刊》提醒：财政差额拨款一定要解决高校、医院公益性服务因为取消编制所带来的跟公益性服务不匹配问题，财政拨款一定要跟公益性服务的实际绩效考核结果直接挂钩，既不能少拨造成高校、医院缺财政支持去乱创收、乱收费；也不能无限制地拨款，又回到原来的大锅饭，浪费纳税人的钱。
“近年度公益性服务搞得好就相应多拨点，其他年度公益性服务干得不好，就相应地减一点，而不是一个固定的财政额度旱涝保收。”苏海南特别强调：对高校、医院的收费应健全法规制度进行规范管理，使其符合市场价值，既不加重学生及其家长和患者的负担，又不致使高校老师、医院医护人员因财政资金加依规创收资金不足以维持单位正常运转并支付符合市场价格的工资而出现大量人才流失。
高校、公立医院编制管理改革如何推进？
对于当前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李忠介绍，人社部正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部分城市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开展编制管理改革等工作。
上述表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将率先在部分城市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开展高校、公立医院取消编制的试点。
苏海南对此给予肯定：“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肯定得有，毕竟这几个城市高档次的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是供不应求的，一个大夫一天要看几十甚至上百个来自本地和全国其他地区的病人。”
据记者了解，目前，深圳已率先在新建市属医院全面取消编制，按照岗位管理模式采取全员聘用，成为全国首个吃“螃蟹者”。
2012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正式投入运营。从成立之日起，这家医院跟深圳其他公立医院相比，出身已是天壤之别：这家由深圳市政府投资，香港大学团队进行管理的公立医院，不再有“铁饭碗”。所有员工不再具有事业编制身份，医院取消行政级别。
编制改革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待遇，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改革后的待遇如何众所关注。深圳市医管中心副主任郑国彪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港大医院的薪酬制度充分体现了医生的劳务价值。医生的年薪起点是40万，最高的顾问医生年薪将近100万，充分体现劳务价值和技术价值。
从薪酬来看，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试点改革无疑是成功，毕竟高校和医院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他们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而目前国家制定的工资标准确实偏低。由于国家财政给的钱不够，部分教师或者医生就从其他不合法、不合规的渠道去创收来弥补损失，于是就把这个负担直接转嫁到患者和学生家长身上，所以出现了“上学贵、看病难”。因此取消编制后如何保障他们的待遇，让他们的收入跟所做的贡献真正相匹配，是一个现实问题。
（综合新华社、中国经济周刊报道 统筹：毛德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