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 90年代初以来，中国文化生态被描述为大众文化兴起的年代。还有人将这一时期描述为各种文化齐乐、各种趣味和文化形态共同繁荣的时代。有的人则将其称作“众神狂欢”的时代。比较时髦的说法是：大众文化，或者叫商业文化，已经成为最强势的话语，它已经泛滥成灾。这所谓的“众神狂欢”的图景，是一些文人学者硬性加工出来的，使人回避许多文化中的真实境遇，同时遮蔽了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现实。
但是，在我的眼里，大众文化还处在十分初级的阶段。看看电视台节目黄金档的电视连续剧和大抒情 MTV就知道，我们这里最有影响、占据了最大的资金和渠道资源的，还是那种灌输、指引、导向、教诲的艺术品位和生活道理。
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里似乎存在着一种文化上错位强势的形态。在民间，在大众的自然选择情况下，商业文化的确是强势的。商业文化满足了我们的通俗或者庸俗趣味。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对我们心中许多阴暗、卑鄙甚至危险的欲望都予以承认，并且试图加以表现。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商业文化立马就是弱势。它必须学会忍气吞声，随时闭嘴。
哪里有狂欢？这是看不见个人的狂欢。在这种狂欢中，我们把规定设计好的趣味当作快感，把机械艺术规范的演绎当作创作，把向中心单一价值观的驱赶当作真的是大众自己的自由选择。看看张艺谋的《英雄》就知道，这种集体主义的团体操不是狂欢。看看那几个可以教育好的第五代导演就知道，曾经在文化上向自己父亲说“不”的“荆轲”，在忙碌于呵护“秦王”的高大形象；曾经在女儿楼中寻找失落的女儿心的导演，在拍电视剧替雍正王朝宽心：你先来个“海雨天风独往来”，不要管那“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的种种帝王慈悲故事被用来娱乐今天、解释今天、开导今天。《荆轲刺秦王》开理解君王、远离人道主义的风气之先，经过《雍正王朝》、《康熙帝国》，我们跟着编导们一路跑到《英雄》。借古颂今、精心呵护帝王形象的古装主旋律被拍得洋洋大观、蔚然成风。在这些学者文人眼中，大众和大众文化都是在幸福地狂欢着。可是，我明明看见北京小百姓只不过是在“没事偷着乐”。我们无师自通地学了必要的课程：偷偷地寻找心理安宁，在低于地面一米多的屋子里喊叫幸福，每天忍受并且用心包裹那长在自己家屋子里面、穿过两口子卧榻当中的一棵大树这叫做快乐？刘恒那部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成电影叫《没事偷着乐》，拍成电视剧又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让我想起了二手玫瑰乐队的两句歌词“我们的生活就要开，往哪开，往幸福里开，我们的理想往哪里开？往垃圾堆里开。”
在这雍正王朝昂首向天高唱世间皇帝最苦的当口，在这导演、编剧、歌手替康熙帝国高歌要求“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时机，我们硬作狂欢。 郝建
注：郝建，1954年生现供职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研究所。此文节选自他的新作《硬作狂欢》，由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