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青岛电视机厂安全生产经验交流会召开，左四为徐东立。
1970年，红灯牌超外差式501型晶体管台式收音机试制成功。
1979年，青岛牌收录机开始小批量生产。
那一年，是1988年；那一年的1月16日，青岛电视机厂(海信集团前身)副厂长徐东立被派进青岛无线电厂（位于田家村旁）；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冷……如今，这已经是20年前的一段历史，但是对于徐东立来说，这是一段难以忘却的回忆。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已经75岁的徐东立心情仍难以平静，用徐老的话说：“去的时候是冬天，可是春天还会远吗？”本期“探寻30年的‘第一’”关注的是岛城首例兼并案——— 青岛电视机厂兼并青岛无线电厂。
首例兼并案在争议中进行
前往徐老的家中采访时，记者一直在揣测，这是怎样的一位领导，能在那种环境下将职工劝服？“来了，辛苦了！”门开了，一位满脸笑容的老人将记者迎进门，他，就是当年的青岛电视机厂副厂长徐东立。徐老的脸上一直挂着亲切的笑容，说起话来也是乐呵呵的，“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不厉害”。“青岛无线电厂差不多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建起来的，山东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就诞生在那里。”徐东立回忆说，当年的无线电厂也很风光，但建厂后的第二年就赶上“文革”，成了“造反派”的据点，种种原因让无线电厂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至1987年底累计负债1500多万元，职工工资都发不下去，濒临倒闭。关键时刻，市里作出重大决定，让青岛电视机厂兼并青岛无线电厂。为此，《青岛日报》发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消息：“小老弟”吃掉了“老大哥”———在青岛无线电二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青岛电视机厂兼并了青岛无线电厂。
“那个时候，大家根本不能理解什么是兼并。”徐东立说，再加上电视机厂成立时间晚，职工们更不能接受。实际上，就连电视机厂也有人嘀咕。要知道，当时的电视机厂发展势头正旺，在徐老的印象中，那时想买一台电视机要求人搞到一张电视机票才行，价格也需要1000元至1500元“巨资”，兼并无线电厂，这不是多了一个“包袱”吗？
无疑，兼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那么，派谁去无线电厂“交接”呢？时任电视机厂厂长的李德珍有点犯愁，思来想去，一个人选毫无争议地出现了，他，就是徐东立。事实上，当时已经55岁的副厂长徐东立，从自身的情况而言，并不适合承担这个重担。患有糖尿病的他，每天需要打胰岛素。徐老笑着说，领导征求他意见的时候，不少人都使眼色，让他慎重考虑，但这个在酒泉发射中心攻过导弹、原子弹的老知识分子说，在部队让他形成了一种性格，就是越困难越要接受挑战。就这样，在1988年1月16日，严冬的一天，徐东立走进了青岛无线电厂。
新厂长刚上任遭遇下马威
“那个冬天，真的很冷。”徐老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刚进无线电厂时的感受。这不，进厂没几天，一职工就给徐东立一个下马威：把他的办公室给锁上了，原因很简单，“我没有房子住，厂长要是不给解决，我只能住在这里”。徐东立一下子愣在原地，这时围观的职工们趁机起哄，有的说“厂长，把锁给砸了！”有的喊：“厂长就应该解决职工的问题，锁得好……”
徐东立没有派人砸门撬锁，也没有对此人采取行政措施。“房子的问题我实在没有能力马上给你解决，但是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在这里住。”徐东立说完，现场突然安静下来，他转身又找了一张桌子，放在过道上：“锁我不会开，什么时候你愿意了，你给我开，不过咱不能耽误厂子里面的工作，我就在过道上办公了。”
闹事的职工愣住了，他没想到新来的厂长会选择这样一种处理方式，没办法，他只能每天陪着徐东立在过道上工作。徐东立也不闲着，一有机会就说：“要不你把锁给打开，咱俩一起进去，你在办公室休息也舒服点啊……”一周过去了，徐东立的耐心和表现触动了职工的心，心中的锁打开了，办公室的大锁自然也打开了。这名职工后来跟徐东立说：“厂长，我错了，我看出来了，您是真的为改变咱厂的面貌来这辛辛苦苦工作的！”
63名中层精减后仅剩8人
“无线电厂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进行人员精简。”谈到这个问题，徐老的眉头微微皱了一皱，说，当时无线电厂光领导干部就有60多个，按照他的设想，最少要减少一半，可是本来大家对于兼并就如此抵制，这个时候谈精减，阻力可想而知。
为了帮助徐东立在无线电厂顺利工作，电视机厂特意派了六七名干部跟他在一起，为了让无线电厂的职工们信服，徐东立先拿自己人“开刀”。“你们都回去吧，只留下我一个人就行了。”徐东立的决定镇住了原厂的一些领导干部。紧接着，徐东立建立了能上能下的考核机制，根据全厂的实际情况制定每个月的任务量，然后每个月进行评议，累积几个月完不成任务的实行“自我淘汰”，有能力的竞争上岗。“应该说，我们是借了改革开放的东风。”徐老说，那个时候正好市里面提出了劳动优化组合的改革，根据改革开放的要求，要打破铁饭碗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数月后，徐东立将63名中层干部精减到17个，又过了几个月，只剩下8个骨干。一位被“组合”下来的车间副主任曾说：“我真心佩服徐厂长。我1966年大学毕业后来到这个厂，20多年了，今天算真正找到了楷模，我要以他为榜样做好工作。”但他并无怨言，表示“要像一颗螺丝钉那样，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
“在这方面，我还有一个创举呢！”徐老有点得意地说，当时不少“刺儿头”员工占着岗位不好好干活。其中一名女职工，因为在厂里时间很长了，不但自己不干活，还整天缠着人不让别人工作。为此，徐东立为她制定了“反向考勤法”，让她在家进行精神文明学习。简单地讲，就是别人准时上下班考勤，而这名员工如果上班，就算缺勤，要扣工资。这一招果然很管用，她再也没有到厂里搅乱，工作积极性也上来了。
尽管精减下了一批人员，但徐东立坚决不给社会增加负担。于是，厂里组织了劳动服务公司、生产服务公司，300余名富余职工除少数人待业外，多数人得到妥善安置。
“不解决班车问题，厂长白当了”
进厂之初，徐东立要求每个月召开职工评议会，评议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厂长。“起初全是批评和找碴的，那个时候我可头痛了。”说起那段经历，徐老笑着说。“第一次开会，大家反映最多的就是班车的问题。”徐老告诉记者，当时宁夏路和南京路都是泥瓦路，班车总是晚点，职工意见很大，但因历史遗留问题，多任厂长都无法解决。徐东立知道了，马上拍板：“不解决班车的问题，这个厂长我就白当了！”徐东立说干就干，每天冒着严寒来到班车停靠点，每次都是等到最晚，并记录班车晚点的时间，然后找班车司机的领导谈话：“你们要是每个月按点到站，我给你们额外奖金；每天要是晚半个小时，我就要扣钱。”从此以后，班车就再也没有晚过。
还有一件事情让徐东立记忆犹新。“那时我制定了一条制度，任何工作客户送的东西必须上交到厂里面，否则就按贪污处理。”当时，厂里有一个幼儿园，不少职工的孩子在那里，幼儿园申请买一架钢琴，因为经济困难，徐东立没有马上批准，这个事情不知道如何传到一个工作客户的耳朵里，他马上给徐东立送去了一张雅马哈的电子琴票。
徐老说，本来他想退回去，但想到孩子们确实需要，就把电子琴票留下转交给了幼儿园，但没想到消息传出去，有个职工就到处说，凭什么厂长就可以私自收下东西？徐东立并没有为自己辩解，直到最后，还是幼儿园园长忍不住站出来说，厂长是把电子琴票给了孩子们，大家才明白过来。“那个送我电子琴票的客户也吃亏了，因为他送我东西，显然他们的产品还有利润，所以在招标的时候，我们还把他的价钱给压低了。”徐老笑着说，这个事情传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给他送礼了。
“再冷的冬天也会过去的”
尽管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冷，又格外长，但不可争议的是，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经过徐东立大刀阔斧的改革，春天还是来临了——— 无线电分厂第一线上的职工减少了三分之一，生产效率提高三倍，产品质量也大幅提高！该厂1988年产值较上年增加了194%，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一。这一年人均创利税943元，摘掉了长期亏损的帽子，而1987年却人均负债1851元。他们质量高、成本低的产品在国内市场有了强大竞争力。SL-2433收录机在第四届全国收录机评比中获得一等奖，成为部、省、市优产品，填补了山东收录机没有部优产品的空白。
1989年的春节要到了，徐东立和总厂李德珍厂长商量，让职工们好好过个年。利用多余的效益，给分厂职工每人发了一床鸭绒被，还有苹果、鱼、鸡、虾等年货。分厂职工大多还没有彩电，于是厂里又发大家一张彩电票。拜年的时候，职工们高兴地说：“看着彩电，吃着橘子、苹果，不能不想想兼并后一年来的变化，不能不想想日夜为咱操劳的徐厂长。”
内心的春天也来临了——— 职工们由最初的抵制、怀疑转变成信服、支持，徐东立有糖尿病，他的饭菜都是根据他的病情特殊做好后从家里带来的，每次他需要把饭盒拿到食堂加热，这时就会有职工主动地帮他看着，避免别人拿错了。那时，厂子里面的自行车经常被外面的人“放气”，后来徐东立偶然发现，自己的自行车很安全，原来有人主动帮他盯梢，防止外面的人给车子拔气嘴儿。“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再冷再长的冬天，也会过去的，春天还是来了！”徐东立在自己的工作笔记上，这样写道…… 本报记者 江翡翡“你们要是每个月按点到站，我给你们额外奖金；每天要是晚半个小时，我就要扣钱。”从此以后，班车就再也没有晚过。
还有一件事情让徐东立记忆犹新。“那时我制定了一条制度，任何工作客户送的东西必须上交到厂里面，否则就按贪污处理。”当时，厂里有一个幼儿园，不少职工的孩子在那里，幼儿园申请买一架钢琴，因为经济困难，徐东立没有马上批准，这个事情不知道如何传到一个工作客户的耳朵里，他马上给徐东立送去了一张雅马哈的电子琴票。
徐老说，本来他想退回去，但想到孩子们确实需要，就把电子琴票留下转交给了幼儿园，但没想到消息传出去，有个职工就到处说，凭什么厂长就可以私自收下东西？徐东立并没有为自己辩解，直到最后，还是幼儿园园长忍不住站出来说，厂长是把电子琴票给了孩子们，大家才明白过来。“那个送我电子琴票的客户也吃亏了，因为他送我东西，显然他们的产品还有利润，所以在招标的时候，我们还把他的价钱给压低了。”徐老笑着说，这个事情传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给他送礼了。
画面中母子背后就是原青岛无线电厂厂房(辛玉芬提供)。
原青岛无线电厂厂房现为海信大学生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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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青岛大企业集团组建的三种模式
回顾青岛大企业集团组建的过程，笔者总结有三种模式：一是海尔模式，海尔从冰箱起家，建立了一套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在政府支持下，它先后兼并了红星电器、青岛空调器厂等企业。兼并一个，巩固一个，使海尔效应在全市迅速铺开。二是海信模式，政府把电子仪表工业总公司交给了海信，将全行业的优质资产纳入海信体系，关停不良资产，使海信规模迅速扩大。三是主管局转体模式，将原来的行业主管部门由行政局转变为各大公司，其职能从行业管理转为企业化经营。
1991年青岛红星电器突然陷入困境，社会一片哗然。人们担忧全国三大洗衣机品牌之一的琴岛夏普洗衣机会因此倒下，尤其是红星电器的下属子公司——— 黄海电冰柜厂创出来的“澳柯玛”品牌会因此受挫。1995年市政府决定将红星电器公司主体划归海尔集团，第二年，琴岛夏普洗衣机更名为海尔洗衣机，名列全国十大洗衣机之列。另一方面，政府决定，黄海电冰柜厂作为独立核算的法人个体，与母公司红星电器不再具有连带责任，独立成为澳柯玛公司，澳柯玛的牌子也得以保留。由此奠定了海尔、海信、澳柯玛三足鼎立的局面。
青岛大企业集团组建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争议、碰撞的解放思想的过程。全市首例兼并案———青岛电视机厂兼并青岛无线电厂，市领导、主管部门负责人亲自到被兼并企业给职工开大会宣布这个消息。职工们一时不能接受，高喊“不做亡国奴”，举着椅子往外走，场面难以控制。会上，市里的同志向职工们解释“兼并”的含义，解释市场经济规律，才慢慢地缓和了职工们的情绪。
1998年在省人代会上，有学者提出：海尔、海信、澳柯玛都生产家电，应该强强联合，组建青岛家电集团。对此，青岛市政府主管部门的答复是：一，三个品牌如果合并，变成一个品牌，是资源浪费；二，企业合在一起，一山难容二虎，企业家的作用将被抵消；三是虽然海尔、澳柯玛都生产冰箱，但市场定位不同，前者面对城市市场，后者面对城镇市场，市场的差异化说明产品不能合并。这一有理有据的答复平息了争议。
魏炳义(作者曾任青岛市计委专家组组长，现任青岛市生产力学会常务副会长)
“再冷的冬天也会过去的”
尽管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冷，又格外长，但不可争议的是，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经过徐东立大刀阔斧的改革，春天还是来临了——— 无线电分厂第一线上的职工减少了三分之一，生产效率提高三倍，产品质量也大幅提高！该厂1988年产值较上年增加了194%，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一。这一年人均创利税943元，摘掉了长期亏损的帽子，而1987年却人均负债1851元。他们质量高、成本低的产品在国内市场有了强大竞争力。SL-2433收录机在第四届全国收录机评比中获得一等奖，成为部、省、市优产品，填补了山东收录机没有部优产品的空白。
1989年的春节要到了，徐东立和总厂李德珍厂长商量，让职工们好好过个年。利用多余的效益，给分厂职工每人发了一床鸭绒被，还有苹果、鱼、鸡、虾等年货。分厂职工大多还没有彩电，于是厂里又发大家一张彩电票。拜年的时候，职工们高兴地说：“看着彩电，吃着橘子、苹果，不能不想想兼并后一年来的变化，不能不想想日夜为咱操劳的徐厂长。”
内心的春天也来临了——— 职工们由最初的抵制、怀疑转变成信服、支持，徐东立有糖尿病，他的饭菜都是根据他的病情特殊做好后从家里带来的，每次他需要把饭盒拿到食堂加热，这时就会有职工主动地帮他看着，避免别人拿错了。那时，厂子里面的自行车经常被外面的人“放气”，后来徐东立偶然发现，自己的自行车很安全，原来有人主动帮他盯梢，防止外面的人给车子拔气嘴儿。“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再冷再长的冬天，也会过去的，春天还是来了！”徐东立在自己的工作笔记上，这样写道…… 本报记者 江翡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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