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13日，收录了8242个遇难者资料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与收录了2592个幸存者资料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在南京出版。
抽象的数字被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名字。70年后，人们开始从宏阔的历史叙述中发现那些个体生命的存在。
从关注人的命运的角度去重新回顾那一段历史，建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叙述 ，是为了更深刻地记忆和反思那场悲剧。而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记录仇恨；牢记历史，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已知的被害同胞
● 高大有 男 60岁 厨师
遇难前家庭住址为中华门外宝塔根105号；
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6日；遇难地点在自己家；
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枪杀，加害的日军部队番号为中岛部队。
●周永财 男 被害时33岁
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6日；遇难地点为难民区 ；
遇难情形：被日军指为中国军人抓走后杳无音信 ；
证明人周洪氏，与被害人关系为母子。
● 黄腊红 女 8岁 汉族 南京人
遇难前家庭住址为中央门外五班村；
遇难时间、遗体掩埋时间为1937年12月；
遇难地点为中央门外五班村家中；
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枪杀，遗体掩埋地点为迈皋桥回子山。
……
张纯如新书打动读者
1997年，一本名为《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书在美国问世，很多西方读者从这本书中第一次知道了南京大屠杀。而许多中国读者，则从作者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中 ，找回了对那段历史的情感记忆。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其实，在张纯如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以前，我们国内已有很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著作出版。其中很多论述翔实，还获了奖。但这些文章的叙述语言太枯燥了，很少有普通读者会去读。
时隔10年，当杨夏鸣重新翻译张纯如的书时，对书里关于幸存者的叙述也曾有过疑惑。“书中记录的第一个幸存者唐顺山，经历太有戏剧性了，我曾怀疑张纯如叙述中有演绎的成分。”但当重新观看张纯如留在他那里的采访录像时，他发现书中的记录竟与幸存者的口述分毫不差。“张纯如毫无添枝加叶，仅仅用事实就打动了读者。”
难查遇难者和幸存者姓名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的资料，远比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名字难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多年的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卫星说 ，“犹太人进入集中营很多都做了登记，但当时南京的流动人口很多。淞沪会战时，很多上海和安徽的难民认为南京是首都，会安全一些，都跑到了南京。而很多南京人又跑到了乡下。”
这种毫无规律的人口流动，加上连年战乱，户籍制度不完善 ，使得编辑者们不可能根据户籍查找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姓名。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教科书事件发生以后，南京学界才重新开始面对这段历史。
《名录》中更多的资料来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做的两次调查。南京市先后在1984年、1997年做过两次大规模的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活动。这两次寻访工作，可谓是抢救性的。但是，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两次调查的方式，并不让人满意。
1984年3月，“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开展了一次为期5个月的幸存者调查。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还记得那次调查的范围很大 ，“是普查的形式。对南京10个城近郊区55岁以上的人都进行了调查。”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由南京市各区县机关、文化馆、街道的工作人员组成，也包括部分学校的师生。当时发现了1756名幸存者，形成的证言更是触目惊心。
幸存者的逃生经历
幸存者唐广普描述了他从日军集体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当时，15岁的唐广普是一名士兵。日军攻入到南京后，他与两万多被俘士兵和平民被日军赶到上元门大洼子江滩。日本兵用整匹整匹的布撕成布条，开始绑人，从早上4点钟一直绑到下午4点。然后，日本兵让他们一排排坐下。晚上，日本兵开始屠杀了。他回忆：“机枪一响，我就躺倒在地。20分钟后，机枪停了。我右肩头被打伤也没有知觉，死尸堆积在我身上，特别重。5分钟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阵子 ，日军上来用刺刀刺，用木棒打，最后用稻草撒在石榴树上，用汽油一浇就烧起来了。”这时，他从死人堆里挣扎着爬出来。而那次大屠杀，他只看到一名幸存者，姓诸。
调查中 ，虽然幸存者的基本信息都具备，但是从专业角度看，孙宅巍认为那些口述记录做得非常业余。“除了这些基本信息，还应该问到受难者当时的感受，后来的生活，以及灾难对其日后生活的影响等情况。但是，这次调查并没有涉及。”
孙宅巍认为，这主要是缘于调查者水平的问题，参加调查的人大多数缺乏相关的历史知识和采访技巧。幸存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且时隔多年，没有采访者的良好采访技巧是很难描述出生动场景的。
2460份调查表找回千名幸存者
1997年，南京市教育局与日本友好团体合作，组织南京11个区县的14000多名高中生对幸存者进行寻访。4个学生作为一个小组，对南京70岁以上老人进行地毯式寻访。活动之前，教育局给每个小组配备了录音机、照相机，甚至还给了冲胶卷的经费。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意组织教师代表进行培训，告诉他们如何提问，如何笔录。
但调查的结果却令他们非常失望，研究部主任梁强回忆，那些中学生的报告5成以上非常粗糙，对一件事的叙述不完整，时空观念混乱，有的连幸存者的年龄、受害地点、受害方式都没有，“只是含糊地说，死了。调查中几个重要的时间、地点信息不详，就无法使用”。
编辑《名录》时，这些调查表着实让编辑者头疼。颜玉凡记得 ，有的调查表字迹非常潦草，她经常要拿着表请馆里的同事帮助辨认。“有时候，前文本来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她’了。记录中还有很多宏观的描述，像‘我们家门前堆满了尸体’，但有效信息很少。”
结果回来的2460份调查表，最终只确定了1200多名幸存者。
幸存者只剩下了400人
缺乏系统的训练和组织，直接影响到调查的结果。对此，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进行幸存者调查的张连红深有体会。他说，记录口述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学问题，对采访者的要求很高。它要求采访者具备相关的历史知识，需要对被访者有一些了解 ，要做问题设置。“对提问要进行细化，比如，被访者的年龄，职业，家庭情况，战争来了为什么没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情景，心里怎么想的，等等问题。这样，一个丰满、富有个性的人才能勾勒出来。”
与被访者之间的情感联系对于访谈也非常重要。令张连红至今念念不忘的一个老奶奶，12岁在孝陵卫砍柴时被日本兵强暴了。以后的岁月里，她曾两次嫁人，因为不能生育，婚姻都失败了。
这种细节化的东西，非专业的采访者是很难挖掘出来的。而遗憾的是，由于教学、研究等工作压力，现在张连红已经很少做幸存者调查了。
1984年调查出来的1756名幸存者，现在也只剩下了400人。
文章摘自《红色记忆：纪事2007》
遇难者不只是个数字
上述遇难者都是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中的一员。
长期以来，他们的名字已经湮没在30万遇难者的抽象的群体概念中 。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去追问他们究竟是谁。而在70年前，那个大屠杀来临的前夜，他们却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父母子女，有自己幸或不幸的人生……
随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的编辑出版，一个更为鲜活的历史慢慢显露出来。
“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这是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一段描述。多年以来，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定格在这种抽象的描述中。
所有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中30万中国人被日寇杀害。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遇害的？却很少有人追问。遇难者变成了一个数字。
数字化是研究历史必不可少的方式，但记住这段惨烈的历史，光有数字显然不够。
“受害者不意味着数字，他们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做了15年馆长的朱成山，感到在这种抽象的记忆中 ，人们与那段历史越来越远。 [编辑: 董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