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华是我的同乡，而且还沾亲带故，在仔细斟酌之后，我决定约他到家里吃饭。这次吃饭既让我摸清了庐山舰的情况，而且还顺势争取了刘国华，让他协助我获取敌军密码。”
■ 当时吕秀成在家绞尽脑汁都没想出办法，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哭声，他从送葬队伍中散发的纸钱上得到了启示：可以用黄表纸暗藏文件运出去。
■“他出门买了几捆黄表纸，然后在里面掏了个洞，把三套密码放进去，然后重新捆包起来，假扮成回家上坟的人，没想到成功骗过了敌人。”
——吴荣森
人物档案
吴荣森，82岁，在中学期间就开始参加秘密地下工作，1948年6月，他与地下情报小组智取国民党海、陆、空三军电讯密码，获华东局嘉奖；1948年7月开始任青岛地下电台领导小组组长。解放后，先后在青岛市公安局、市委组织部 、市科委等单位工作，现为青岛化工研究院离休干部。
买通敌军人事参谋打入敌海军内部，争取做机要秘书的同乡智取敌“三军”机要密码，用黄表纸暗藏机密资料骗过敌人哨卡成功转交给上级……“这样惊心动魄的情节似乎只出现在电影里，但这就是我们当年进行的实实在在的情报大战。”5月20日上午，记者来到洪泽湖路，采访了当年中共青岛市委地下电台小组组长、今年82岁的吴荣森老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智取敌人“三军”电讯密码的惊险经历。
>>>命令
找机会获取敌军密码
吴荣森绍说，1946年10月，他与同事黄振远在青遭到敌人搜捕、撤回市委机关后 ，在东马家坡参加了密工学习班，“后来根据组织安排，我又被派回青岛，学习了一些无线电技术，争取将来利用敌台发回有价值的情报。”
“大约是1947年底，我打入国民党海军第二基地司令部的情报组搞到了国民党海军在青动态和海军电台呼号每月变更表，但只有呼号表没有密码。”吴老回忆说，敌人对密码控制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只有舰长和电讯官才能接触，而且密码每半年更换一次，他当时是敌方接号舰上的机要秘书，因为所在的军舰没有启用电台，因此，根本接触不到密码。“到了1948年春节的时候，上级下了指示：要抓住机会千方百计打入敌台内部，找机会获取敌军密码。”
“当时我们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借助敌海军造船所承担军舰修理任务之便，由造船所情报小组在修舰期间侦察密码；另一个就是贿赂敌海军人事参谋谢麻子，争取当上电讯官，利用正当的身份接触密码。”吴老告诉记者，经过十几天的侦察，造船所方面无机可乘，他们决定执行第二套方案：买通谢麻子。吴荣森回忆说，当时他听说谢麻子的老婆要打一副金镯子，于是决定抓住这个机会投其所好。“我就到东镇萃华银楼打了一副精致的金镯子送给了谢麻子，他非常高兴，当即答应帮我在舰上谋一个电讯官的职位。”1948年秋天，吴荣森当上了国民党海军“潮安号”舰中尉电讯官。
>>>策反
借同乡智取“三军”密码
事实上，吴荣森在当上电讯官前，已经成功利用老乡的关系，取得了敌人“三军”机要密码。“1948年6月初，我看到了一份文件，内容是通知各舰领取下半年启用的新电码，我当时暗想，机会来了！”吴老告诉记者，左思右想后，他想起了“庐山号”舰上的机要秘书刘国华。“刘国华是我的同乡，而且还沾亲带故，在仔细斟酌之后，我决定约他到家里吃饭。这次吃饭既让我摸清了庐山舰的情况，而且还顺势争取了刘国华，让他协助我获取敌军密码。”
1948年6月26日上午9时许，刘国华答应了吴荣森提出的“替领密码文件”的事，假冒庐山舰舰长的口吻写了介绍信 ，并偷盖上舰长的图章，成功进入国民党第二基地司令部机要室。“后来我们一起领取了《陆军机要密码》《空军机要密码》《海军机要密码》。这三大包文件特别厚，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拿到手里之后，别提多高兴了！”
>>>转运
机要文件“藏身”黄表纸
敌人三军的绝密密码弄到手里了，可敌人关卡严密，怎么才能安全运出去呢？这让地下工作者们挺犯愁。负责本次转运的政治交通员吕秀成从送葬队伍上找到了办法。
“那时候烽火连天，隔三差五就有人去世，出殡的队伍也就特别多。”吴老回忆说，当时吕秀成在家绞尽脑汁都没想出办法，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哭声，他从送葬队伍中散发的纸钱上得到了启示：可以用黄表纸暗藏文件运出去。“他出门买了几捆黄表纸，然后在里面掏了个洞，把三套密码放进去，然后重新捆包起来，假扮成回家上坟的人，没想到成功骗过了敌人。”
吴老笑着说，“别看现在说起来这么简单，当时过哨卡的时候可是惊心动魄，稍不小心脑袋就不保了。”吴老回忆说，当时在哨卡候检时，大兵质问吕秀成，“不过年不过节的，带这么多黄表纸干什么？”吕秀成不慌不忙地说，“老人过周年，回家上坟用。”后来，大兵用枪托捣了捣纸捆，又用手拍了拍，没发现什么破绽，这才放行。“吕秀成重新把纸捆好背起来，走出了哨卡，直奔南村解放区。”吴老说，后来听吕秀成回忆，他当时吓出一身汗，只不过正好是夏天，出汗也看不出来，但仍然很后怕。“过了不久，我们接到了华东局的嘉奖令。”
冒死发出蒋介石手谕
1949年5月23日晚，我方情报小组搞到一份重要情报——蒋介石手谕，内容为敌军推迟一周撤离青岛。而接到这份情报时，吴荣森所在的地下电台已被敌方侦测到了信号。“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决定就算牺牲也要把蒋介石手谕发出去！”2009年5月20日，在回忆当年冒死发送敌军情报的情形时，吴荣森老人仍不胜唏嘘。
“到1949年4月底，青岛的国民党守军已经显出一副逃窜的架势，社会上乱糟糟的。”吴老回忆说，“后来，国民党派来了一个无线电侦测部队，我们的电台工作也受到了严重威胁。”1949年5月23日下午，地下电台领导小组在城阳路一号楼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当晚停止发报工作，阻止敌人再继续伸魔爪，同时决定第二天一早立即迁台，“为了我的安全考虑，不准我出门一步”。
就在当天晚上，一名女交通员急急忙忙赶回来说，水陆联运指挥部情报小组搞到一份重要情报，统战部要求当晚发回机关以免贻误战机。“我打开报文一看，竟然是蒋介石手谕，大意是‘原规定5月25日撤离青岛，改为6月2日，已派15艘货轮，要多装运物资’。”
“当晚，我到了曹县路徐宝光家，他很吃惊，批评我为何不执行命令。后来听说我要发报，更是坚决不同意。”吴老回忆说，后来他把统战部战友的要求和蒋介石的手谕给徐宝光看，并表示事关重大，就是牺牲也要发完这份电报。“我的决心感动了徐宝光，他不仅支持我当夜发报，而且全家备战来掩护，共存亡。”
1949年5月24日凌晨1时前，敌人电台呼叫我台，吴荣森开机静听待命，对敌台的呼叫声一概不予理睬。“在通报时刻到达前几分钟，敌台干扰信号突然嚣叫起来，无法听出一点呼叫信号。后来我逐渐摸清了干扰噪音的规律，开始分辨出机关台的呼叫。”
“平时发一份几十字的电文，也就是三五分钟的时间，可是那天晚上用了20多分钟还没发完。”吴老介绍说，那天晚上真是惊心动魄，一面是机关台听不清一遍遍地要求重发，而外面则是敌人的侦察车，“我正放慢速度一遍一遍地打着电文，徐宝光突然过来急促地讲‘已听到汽车声了 ，赶快关机’。但我仍然坚持重发一遍，最终机关台表示满意，我这才关机掩藏电台机器，并立即烧毁了报稿和密码复制本。”
本版文/图 记者 孙丰欣 鲍福玉（老照片除外） [编辑: 王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