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故事汇】1949年～2009年。60年，回头看，弹指一挥间，却又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无论是衣食住行等物质文明，还是文化娱乐等精神领域，都由单一、贫瘠，走向丰盛、繁荣。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马路上行驶着的高级轿车、穿着时尚的男男女女……我们每个人都是奇迹的创造者和感受者。
从今日起，本报将推出系列报道，回顾和展示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路程，这是对新中国成立60周年累累硕果的一次梳理。
今天是“国庆故事汇”的第一期，本期主人公是一位叫“杨玉增”的老人，他的经历很曲折，最令他自豪不已的是：他是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式中的一员。
杨玉增，生于1932年6月，祖籍河北赵县，现居住在青岛大埠东小区。1945年13岁时参军，后复员。1947年1月第二次参军，参加过平津战役、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和1950年国庆阅兵及抗美援朝战争，1970年复员。
13岁参军，17岁就作为开国大典阅兵式中的一员雄赳赳气昂昂走过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检阅，这对杨玉增来说，是一抹永远不会褪色的绚烂记忆。今年已经77岁的他向记者述说起1949年、1950年两次参加大阅兵时的情景一切都仿佛历历在目，“当时我有两次感冒发烧，领导要换个人，我坚决不干，轻伤不下火线，哈哈”，老人笑得眉飞色舞。
杨玉增回忆录
一个方队大约有一百四五十个人吧，每天主要训练正步走、齐步走、向右看、敬礼等，腿要抬多高，胳膊甩动的幅度都有明确的标准，当时正值夏天，顶着太阳练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许多战士的脚都肿了，鞋也磨破了，但当时大家都不觉得苦，都向往着新中国的成立，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1949年10月1日 ，参加阅兵的军队按海、陆、空的次序出场，我们是陆军步兵方阵 ，在距离天安门还有三四百米的时候，我就开始紧张，但幸亏平时训练得多，没乱了阵脚，当时并没有看清天安门上领导人的模样，但已经是兴奋不已，激动得敬礼的右手都抖个不停。
1950年国庆阅兵，那年我的心情比第一年还高兴，因为坐上了汽车，我们属于汽车机械方队，10月1日当天，我和战友们手里拿着三八大盖枪坐在汽车的板凳上经过天安门，不过当时最神奇的是骑兵部队，1900匹白色军马分6路纵队通过天安门，人马相融，步调一致，令人叹为观止。
在朝鲜战场上，我担任卫生员，那时候卫生所的条件都很差，也比较危险，正好面对着敌人的封锁线，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包扎、运送伤员，采取一些急救措施，并不做手术，在志愿军夏季反击战中，我在一个山沟里抢救伤员，总共救了30多个，但自己的后背却被炮弹片炸伤。
1947年1月骑着毛驴二次参军
1945年，13岁的杨玉增就从河北赵县老家参军成了一名娃娃兵，“当时我家属于中农，自家有地，生活不成问题 ，参军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村里有两个人在县大队当兵，觉得他们穿军装真神气”，杨玉增说自己参军在县大队卫生所成了一名护理员。
结果当了没两个月的兵，日本侵略者就宣布投降，又因为年龄小，杨玉增就复员了，“当时还给了200斤小米和一个复员证”，杨玉增回忆说。转眼到了1947年1月，解放战争已经打响，杨玉增的父亲又送子参军，“当时在村里可轰动了，骑着毛驴绕村一圈然后才往部队赶”，这一次，杨玉增成了华北军区二纵队5旅14团的卫生员，他先后参加过包围北平、攻打山西太原外围据点的卧虎山战斗、包围山西大同等军事行动。
1949年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阅兵
1949年6月，杨玉增跟随部队进驻天津塘沽区，“以前一直生活在农村，没见过电灯，到了塘沽后见到还有这玩意儿，很好奇，就去戳弄它，结果一不小心触电了，把我吓了一大跳。”杨玉增开心地回忆。
当时，杨玉增所在军队也改番号，作为中央军委直属兵团，接受了开国大典的阅兵任务。在杨玉增的记忆中，正式接到阅兵任务后，只剩下两个多月的训练时间，所以每天都至少训练8个小时，“一个方队大约有一百四五十个人吧，每天主要训练正步走、齐步走、向右看、敬礼等，腿要抬多高，胳膊甩动的幅度都有明确的标准”，杨玉增说，当时正值夏天，顶着太阳练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而且训练场地都是土路，尘土飞扬，许多战士的脚都肿了，鞋也磨破了，还有的战士被烈日烤得头晕，见这种情况，炊事班专门熬好绿豆汤送到训练基地，“但当时大家都不觉得苦，比起打仗来幸福多了，大家都向往新中国的成立，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杨玉增说，其间自己有两次感冒发烧，领导又体谅他年龄小，要把他换下来，杨玉增坚决不同意，硬是坚持下来了。
1949年8月底，杨玉增就随阅兵部队到达了北京，在德胜门附近的驻地继续排练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终于来了，大家兴奋得天不亮就都起床了，集合赶往长安街，“那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经历了那么多艰苦的战斗，无数的战友献出了生命，我能幸存下来迎接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日子，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那种心情难以用语言说清楚”，杨玉增说他记得那天的长安街上十分干净，参加检阅的各种方队，工人、农民、学生及各界人士组成的队伍也都在紧张排练 ，等待着那个神圣时刻的来临。
下午3时，天安门广场上欢声雷动，奏响《义勇军进行曲》，随后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声音震撼了杨玉增、震撼了北京城、震撼了中国，也震撼了世界。
“参加阅兵的军队按海、陆、空的次序出场，我们是陆军步兵方阵，在距离天安门还有三四百米的时候，我就开始紧张，但幸亏平时训练得多，没乱了阵脚”，杨玉增说当时并没有看清天安门上领导人的模样，但已经是兴奋不已，激动得敬礼的右手都抖个不停。阅兵式结束后，杨玉增和战友有了三天的假期，好好把北京城逛了个遍。
1950年10月1日坐在车上接受检阅
为参加1950年的国庆阅兵，当年8月，杨玉增又随部队到达北京的北苑营房。据杨玉增回忆，在训练期间，有关领导人还预阅了两次。“那年我的心情比第一年还高兴，因为坐上了汽车”，杨玉增说他们属于汽车机械方队，都坐在卡车车厢里的凳子上，训练强度和难度都降低了不少。10月1日当天，杨玉增和战友们手里拿着三八大盖枪坐在汽车的板凳上经过了天安门。不过当时最神奇的是骑兵部队，1900匹白色军马分6路纵队通过天安门，人马相融，步调一致，令人叹为观止。
那一年的阅兵首长是朱德，阅兵总指挥是聂荣臻。杨玉增记得朱德总司令乘坐战场上缴获的美国造敞篷吉普车，在另外一辆敞篷吉普车上的聂荣臻陪同下检阅部队，向受阅部队行举手礼，杨玉增他们则向首长行注目礼。检阅中，当阅兵车行进到每一个方队前时，朱德都向官兵们致以节日的祝贺，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时全体官兵响亮地回答：“万岁！万岁！万岁！”排山倒海般的声音至今让杨玉增记忆犹新。
阅兵仪式结束后，朱德在天安门城楼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就朝鲜战争爆发等发表讲话，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军和公安部队全体指战员和民兵，做好充分准备，为保卫国家神圣领土、领空和领海而奋斗。
1953年朝鲜在战场上被炮弹炸伤
1950年国庆阅兵后第19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杨玉增是1951年6月22日随部队从塘沽出发赶赴朝鲜的。“刚入朝的时候很艰苦，吃的都是自己背去的炒米炒面，或者是吃压缩饼干，渴了就喝雪水，后来条件就好了，有炊事班做饭，能吃上鸡蛋了”，杨玉增说朝鲜人民对志愿军都非常好，朝鲜房东还送给他一块手绢和一个衣领，“这个手绢我用了很多年，你看都洗得起毛球了”，曾经雪白的衣领也已经泛黄，但这两样东西杨玉增都细心地保存着。
在朝鲜战场上，杨玉增依然担任卫生员，尽管不用拿枪打敌人，但作为卫生员还是必须身处前线抢救伤员，绷带、木板、剪刀，就是他手中的枪。“那时候卫生所的条件都很差，也比较危险，正好面对着敌人的封锁线，经常要冒着炮火抢救伤员，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包扎、运送伤员，采取一些急救措施，并不做手术”，杨玉增说1953年在志愿军夏季反击战中，自己在一个山沟里抢救伤员，总共救了30多个，但自己的后背却被炮弹片炸伤，幸亏只是流血伤情并不严重，战斗结束后杨玉增荣立了三等功。
后来，志愿军首批8个师回国，杨玉增所在的师就是其中之一，“沿途各大火车站都有欢迎志愿军回国的节目，非常隆重”，杨玉增回忆说。
1958年军训得到一把8分钱的小刀
1954年10月份，杨玉增被安排在即墨的部队，负责部队官兵身体健康，预防疾病等工作。1956年，新中国几乎还是一穷二白的时候，杨玉增响应“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号召，捐出了相当于自己一个月的工资——35元，用于集资建立拖拉机站，“当时，济南军区还给每个捐款的人发了一张捐款凭证，写上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数额”，现在，杨玉增仍仔细保留着这张泛黄的凭证，交谈过程中，凭证不小心掉到了地上，他弯腰捡起来，仔细地掸了掸上面的灰，平放在茶几上。
在部队里，杨玉增一直坚持业务学习和探索，在用针灸治疗聋哑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58年在军训中，杨玉增因业务突出荣立三等功，除了得到一个奖状，还有一支铅笔、一个笔记本和一把小刀作为奖品，说到此处，杨玉增从裤兜里掏出一串钥匙，从中找出一把已磨得锃亮的小刀，说：“看，就是它，我带了50多年了没离身，当时这样一把刀子是8分钱。”
1970年复员后，杨玉增先是在青纺机械厂保健站工作，后来又到青纺医院学牙科，“活到老，学到老”，这是一句俗语，也是杨玉增的座右铭，让他从一个没有任何医学基础的娃娃兵，成长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1982年，杨玉增又从青纺机械厂保健站调到青岛市染线厂(现“印染科学研究所”)工作，并从那里离休。离休后闲不住的杨玉增就在市北区北仲路开了个牙科诊所，直到60岁才让学牙科的二儿子接了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