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关建国，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在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豆蔻年华 ，投身到了上山下乡的热潮中。近日，这位土生土长的青岛老知青，向记者讲述了他当年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峥嵘岁月，那一段段难忘的战友情 ，让关建国一直感怀于心，铭刻难忘。
出场人物：关建国
“我们这代人伴随着共和国成长，见证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名字有着很深的历史烙印，有着非同寻常的时代特色。”
新中国成立初期
叫“建国”的人特别多
关建国1952年出生在青岛，那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父母都给子女尤其是儿子取名叫建国，期盼着孩子长大成人以后能够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因此，当老师叫“建国”的时候，整个班会争先恐后地站起来一大片。1970年9月，上山下乡的热潮刚刚兴起，学校里下达了党中央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 ，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各地农村应欢迎他们。”于是，关建国和一批热血青年一起，远离家乡来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6年多的知青生活。当年赴内蒙古的车票，关建国至今还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车票的背面还有他亲笔写下的抵达时间：1970年9月26日12点10分开车离青，28日下午3点到达十四团四连。
初到连队
60余战友爱心献血
“1970年有三批青年先后去了建设兵团，我们这批中的60多个人大部分是从学校刚刚走出来的学生。”据关建国介绍，当时他和46中的同学杨瑞玺分配到了建设兵团十四团四连驻地，两人一起收麦割稻、赶牛放羊，渐渐成了十分要好的战友。返城至今，两人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说到战友杨瑞玺，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令关建国至今难忘，“分到连里不久，杨瑞玺由于水土不服，连日低烧不退，后来转到了师部医院住院治疗。一天中午，关建国再次推开医院病房的大门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杨瑞玺的病床被褥都被护士收了起来，原来他突发高烧，被医生诊断为肝脓肿，正在手术室抢救。关建国几经辗转找到了主刀的军医，得知战友目前十分危险，“由于手术失血过多，目前急需输入大量A型血。当时我和其他三位战友纷纷卷起袖子抽了血，经过化验，其中一位女战友是O型血，可以用来救命。”但输血后不久，紧急状况又发生了：由于血型不能完全匹配，战友的全身开始起红点，医生严肃地告诉关建国：你必须马上通知连队派人来输血。当关建国给连里打完电话时，已经是晚饭以后。令他没想到的是，连里接到电话后 ，有60多名战友立即乘着敞篷卡车火速赶到了医院，“当时是严冬季节，夜间的室外温度跌到零下20多度，后来我才知道，为了驱寒，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当晚在车上被冻得抱成了一团。”经过战友的努力 ，杨瑞玺的病情终于化险为夷。
巡逻趣事
逃“追捕”跑得飞快
除了卷起袖子助人为乐 ，当年的“ 毛头小子”关建国，也有过调皮捣蛋的时候。“建设兵团四连，和正规部队一样，每天晚上都安排两名战士作为流动哨巡逻营区，大约一小时后 ，再叫醒下一班值勤的战友，依次类推直到天亮。”一天半夜，睡得蒙蒙眬眬的关建国被战友臧玉辉推醒，两人穿好行装，出发巡逻。当来到四排宿舍前一片开阔地时，同行的臧玉辉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包香烟，并抽出一支递给了关建国点上，“说实话我俩当时都没什么烟瘾，一起抽烟就是一时兴起，解解闷而已，但那时连队是严禁吸烟的。”黑暗中，两个火星忽明忽暗，就在两人聊天的时候，一束大的灯光直射过来：“是谁？站住！”原来是指导员夜间查哨！“当时就觉得脑袋里一片空白，还没回过神儿来，就听臧玉辉喊了一声：快跑！我们俩像逃命一般撒腿就跑。”指导员见有人竟敢“拒捕”，一时间火冒三丈，一边喊一边追了过来。“那可是深夜啊，场地杂草丛生，植被盘根错节 ，弄不好就会摔个大跟头，可我们也不知道是哪来了那股劲头儿，脚底下跟踩了风火轮似的。”冲回班里的时候，关建国和臧玉辉已经上气不接下气，还好战友们都还在酣睡之中，听到窗外指导员急促的脚步声渐行渐远，他们俩赶紧摇醒下班巡逻的战友，随后穿着湿漉漉的内衣钻进了各自的被窝。
感恩于心
妻子生病战友相助
在内蒙古建设兵团的日子里 ，关建国还收获了一份相濡以沫的爱情。他与同为青岛老乡的妻子王建华相识在建设兵团，双双回城后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在那个没有鲜花、没有婚车、没有酒席、没有房子的艰苦岁月中，两人凭着真诚的爱紧紧相依，携手到老。
如今，关建国与王建华的儿子都已成家立业，就在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关建国的家中刚刚传来喜事：他和妻子已经荣升为爷爷、奶奶了，刚出生的小孙女健康又伶俐。
多年来，关建国与妻子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而战友们常年的关心和帮助，也成为了他们岁月里携手前进的强大动力。
“记得1999年战友们纷纷从全国各地赶赴北京，参加庆祝赴内蒙古兵团30周年的大聚会。那时候我妻子王建华因为恶性肿瘤在医院进行了近两年的治疗，原本瘦弱的身体更加虚弱了，但为了和多年未见的老战友见上一面，在我和儿子的搀扶下，她还是坚持去了北京。”而战友们在得知王建华的病情后 ，纷纷对她进行了慰问，并嘱咐她保重身体。2000年，四连战友在青岛聚会，令关建国终生难忘的一幕在他们夫妻眼前呈现：云南的战友们约来了当地医院的专业博士，为王建华诊病问药；北京的战友联系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一流肿瘤专家，如果需要他表示会马上叫专家来；宁波的战友捎来了人参等补品；天津的十几位战友还筹集了现金表示他们深厚的友谊……
北京重聚
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相逢情有在，不语意难量。当关建国幸运地告别昨天的时候，他们在今年又迎来了北京战友赴内蒙古建设兵团40周年的纪念日，“2009年5月7日，我们老两口奔赴北京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40周年大会，这个聚会筹备了一年多的时间，举办得相当隆重，全国各地的知青去了300多人 ，当年的班长也去了，再次见面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我们在一起哭啊，笑啊！我们在北京待了四天的时间，一起去爬长城，逛颐和园，还照了纪念照，制作了纪念册。”
关建国说，这次去北京他与妻子在十年前许下的诺言都一一兑现了，“30周年的时候，我们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其中的，感谢战友们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奉献的无私温暖的援助 ，同时，我和妻子还许愿要坚强地走下去，一起携手度过困境，重享美好生活，如今这个诺言实现了；当年，我们还许愿希望儿子在10年以后成家立业，生育下一代，如今这个愿望也实现了。”
关建国说，当年他们满怀理想，踏实苦干，虽然将人生中最单纯、最美好的日子都留在了那里，但也赢得了最纯真的友情，“我们曾经年轻，无论是自愿还是无奈，都将我们的青春岁月甚至生命，永远地留给了共和国。比起父辈，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幸福。2010年是青岛知青赴内蒙古建设兵团40周年，如果精力允许，我们还会邀请曾经同甘苦、共命运的老战友来青岛开怀畅饮、促膝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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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建国“改名记”
2007年公安部曾发布过这样一组数据：全国有40万人叫“国庆”，96万人叫“建国”，其中1960年至1969年出生的人叫“建国”的最多，达到了29万多人。为了让自己的名字更为特别，关建国也曾多次动过改名字的念头。
1970年，当关建国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和青岛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办公室下发的通知书时，第一念头就是跑到派出所改名字。“我还记得当时接待我的是一位女民警，她问我，为什么要改名啊？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被批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了，这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想改名叫关迎春，就是迎来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的意思。女民警看了看我说，家长同意你改名了吗？我回答：没同意，但是叫建国的实在太多了！女民警听后笑着说，名字都是父辈起的，既然家长没同意，最好还是不要改，改了多可惜啊！”一番劝阻以后，关建国失望地离开了，于是这个名字就跟着他一起到了内蒙古。
参加了内蒙古建设兵团，关建国发现，那里叫“建国”的很多。“那里北京人占的比例很大，他们喊三个字的名字时，喜欢叫前面两个字，于是我就被叫成了‘关建’，到现在老战友都这么称呼我。”知青返城以后，关建国的名字逐渐被“小关”“建国”这样的亲切称呼所代替，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关”又逐渐被唤作“老关”，但关建国却很少再听到有人喊他“关建”了，“只要大街上有人喊我‘关建’，肯定是我在青岛的战友，这个称呼让我感到太亲切了。”
还有一次，建设兵团的老班长带着一位新西兰的外国朋友来到威海谈生意，因为离青岛较近，关建国被战友喊去叙旧，班长是北京人，一见面就一口一个“关建”地喊了起来，会说几句汉语的外国朋友也跟着北京战友这样称呼他。酒足饭饱之后，关建国就主动向外国朋友“交待”，说“关建”是北京人对他的“昵称”，他的全名叫关建国，“外国朋友一听就急了，连连向我说‘Sorry’，还说初次见面就把我的名字叫错，非常不好意思，还特别向我敬酒，夸我有绅士风度。他这么一道歉，我反而不好意思了”。回到家里，关建国就跟家人商量，“要不我改名叫‘关键’吧，挺有特色的，而且还不容易重名”。但后来，这个念头也就在他脑子里热乎了一阵子，最终没有付诸行动。
令关建国舍不得改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与爱人王建华的名字有着相同的寓意，“建国寓意着要建设中国，建华又寓意着建设中华，因为寓意相近还有点比翼双飞的感觉。回首这几十年，我们一起相扶相伴、携手并肩，走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奉献了无悔的青春。幸亏当年没改名，如果改了，就不会发生这么多有趣的故事，也就没有机会参与‘国庆故事汇’了！”本专题撰文/记者 关瑛 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胡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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