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的徐克惠（右）仍在市立医院专家门诊工作。
青岛新一轮医改的启动，牵动着岛城市民的心，在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为不争事实的背景下，关系到老百姓生老病死的医疗事业改革，被各界寄予了诸多期望。9月11日，曾经先后见证了中国历次医改的市立医院退休院长徐克惠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他眼里，新中国成立后共有三轮医改，他认为刚刚出台的青岛新医改政策，已经触及了“深水区”，可以改变看病难、看病贵现状。
>>>第一轮医改 大幅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今年75岁的徐克惠从1948年就开始参加医疗工作，在他看来，中国的第一轮医改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那个时候国家各项事业都处在恢复阶段，医疗卫生事业可谓缺医少药，医疗资源也过于集中于城市，农民要是得了病要么忍着，要么就跑到城里去看病。国家当时的医改政策主要目标就是提高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水平，重点放在公共卫生事业上。”徐克惠说，当时医院、医务人员和药品都非常紧缺，政府就利用各种条件为老百姓创造和提供医疗机会。
当时各种疾病还时常暴发或流行，国家根据实际情况，确立了比如“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等医疗卫生方针，同时倡导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那时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国家推行了农村合作医疗，并积极在农村建立各种疾病防疫体系，乡村医疗机构发展迅速，像霍乱、鼠疫、天花等疾病的发生率都被大大降低，居民的健康水平的确是大幅度提高，居民的平均寿命增幅明显。”徐克惠回忆说。
第一轮医改并不像如今的新医改政策这么集中和有针对性，而是比较零散，但国家当时就确定了医疗卫生系统的公益性质，这一原则至今仍然被坚持，影响深远。由于坚持公益性原则，城市里的国家干部和职工都是实行公费医疗制，看病或者住院都不用个人交钱。“当时的钱主要是政府掏的，政府将药价压得比较低，总体上说，第一轮医改奠定了当今医疗卫生事业的基础，我个人认为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
>>>第二轮医改 开始用经济手段办医院 徐克惠是从1985年到1993年期间，担任市立医院院长职务，正是在那段期间，公立医院开始走向了市场。“医院过去是事业单位，不是营利性的，但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逐步地用经济手段来运行医院，对医院的投入开始降低，医院就必须想办法自己挣钱。当时医院真是缺钱啊，我清楚地记得，为了引进一台5万多元的医疗设备，我连续跑了好几个部门，就是要不来钱。”徐克惠很感慨地说，第二轮医改对于公立医院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挑战，医院必须赶紧转变思维，才能适应市场的竞争，因为当时民营医院已经开始出现。
徐克惠认为，公立医院进行市场化运营给老百姓带来了切实的好处，因为医院里面病房和病床多了，各种先进的医疗设施和器械以及高级的检查设备陆续出现，普通老百姓也能享受到照CT 等医疗新技术。“老百姓钱袋鼓了，当然会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医疗硬件设施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也满足了公众对医疗资源日益提高的需求，这是这次医改中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但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也随着医院市场化的“大潮”开始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就是从这次医改中开始出现的，最令徐克惠忍无可忍的是，一些不道德的医生开始公然收取患者红包，这令他非常愤慨。“我始终认为医院是看病救人的地方。”徐克惠说，老百姓看病扎堆在大医院、得了大病看不起、医患关系日渐突出都是不正常的现象，迫切需要改变。
>>>第三轮医改 可改变看病贵现状 “你们报纸刊登了青岛新医改的方案，我当时是一边吃饭一边读的，一个字不漏，看完以后就拍桌叫好，这次新医改已经触及了‘深水区’，我对这次新医改寄予了厚望，认为能够改变看病难和看病贵的现状，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徐克惠分析说，提高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报销比例，推广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按进价进行零差率销售，增加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可以缓解乃至改变看病贵现象；加强基层医疗卫生建设、推行绩效工资、进行公立医院改革、鼓励创办民营医院等则有望解决看病难问题。
徐克惠也对新医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要严厉打击医生收红包的现象，发现一个开除一个；其次是充分利用基层医疗人才，保证去基层工作的医学本科生能够享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待遇；在推行基本药物制度的时候，医生不能一味追求低价药品，而是应该对症下药。 文/图 记者 单俊楠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宋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