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19日下午，衢州江山县保安镇，戴笠故居。
这是一幢其貌不扬的房子，里面却暗藏玄机，机关重重。书房和会客厅多达6扇门，不管身在何处，可轻易从房内脱身 ；二楼设有两道暗门，门后是逃亡秘道，螺旋形的暗梯窄得只容一人侧身而过，直通地下密室。
1943年后，戴笠和他的独生儿子戴藏宜曾在此居住。戴笠时任国民党军统局的头子，戴藏宜借着父亲的名头，混上了国民党中央警察总署专员、京沪杭铁路警务处少将特务。
1949年4月，江山解放前夕，戴藏宜潜回老家江山，企图搞“应变”。他万万没想到，老家是如此“不安全”。5个月后，他被新中国的第一批人民警察——江山县公安局侦察股的侦察员抓获。
◎逃亡
解放前夕，国民党残余部队纷纷逃到江山，企图择路逃往福建等地。就在如今的江山县城郊接合部码头，戴藏宜的船刚靠岸，船上的物品就被那些残余部队洗劫一空。
戴藏宜，长得与戴笠神似。
他大名叫戴善舞，小时候白白胖胖的，像“蚕宝宝”，小名由此而来。从小爱写书法，笔迹和戴笠很像，深得戴笠宠爱。长大后，父子间逐渐疏离，他跟戴笠到上海后，事业没什么起色，不被严厉的父亲看好。
1946年3月，戴笠的专机在南京郊外坠毁，戴藏宜在分割财产时，得到父亲的别克牌汽车和上海一栋别墅，而新的工作机会也摆在了他的面前：国民党当局为纪念戴笠，在衢州市设立雨农中学，让戴藏宜去当校务主任。
三年后，就在解放前夕，戴藏宜想逃到台湾去，把学校的财物、家具，装了满满三只船，打算沿着衢江运回江山县保安镇。江山县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解放前夕，国民党残余部队纷纷逃到江山，企图择路逃往福建等地。就在如今的江山县城郊接合部码头，戴藏宜的船刚靠岸，船上的物品就被那些残余部队洗劫一空。
◎任务
据情报说，戴藏宜已逃到了江山。这是毛永江等人要抓的第一个大特务。
1949年5月6日，江山县城解放。随后成立了江山县军管会公安部，也就是江山县公安局的前身。当时，招了17个“新民警”，都是出身好的农村青年和刚毕业的学生。那年，毛永江23岁，之前他是村里的农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兼民兵连长(见①)。
放下锄头，他就去报到了，被分配到侦察股当侦察员。领导告诉他们，侦察员的任务是抓特务和打土匪，他们要去探听“敌情”。
对深受压迫的农民来说，土匪是抢粮食的，但特务长什么样，还真不知道，谁的脸上都不会写着“特务”二字，怎么辨识呢？
据情报说，戴藏宜已逃到了江山。这是毛永江等人要抓的第一个大特务。
◎潜伏
一时间，戴藏宜有了近千人的队伍。他给手下每个小头目发了一张密令牌。而他自己，隐身于深山，从不轻易露面
听到江山县城被解放的消息，戴藏宜再也坐不住了，带着家眷和随从，从一条小路往福建方向逃。
半路，戴藏宜遇到同样出逃的毛万里(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弟弟，1939年任国民党军统局东南办事处少将副主任兼浙江站站长，江山人)。毛万里拨出一部分人给戴藏宜，交给他一台无线电发报机，让他招兵买马。戴藏宜打算潜伏下来，等待时机。
戴藏宜回到保安镇，此时保安镇已被解放，戴公馆大门紧闭，被贴了封条，戴藏宜只好躲到以前戴家自卫队队长家里。
据史料记载，戴藏宜和他父亲戴笠性格很像。戴笠生性多疑，从不在公开场合留影照相，神出鬼没。戴藏宜耳濡目染，也学到几分。他可能觉得住在队长家不安全，第二天就跑到山里，搭起茅草棚。他让人把藏在山下的枪支弹药运到山上，又拉拢人马，一时间，戴藏宜有了近千人的队伍。他给手下每个小头目发了一张密令牌。而他自己，隐身于深山，从不轻易露面。
◎暗战
不久后又有村民说，曾在刘家山村看到个奇怪的人，穿得像农民，却在看一份过期的报纸。
山下，江山县公安局接到指令，必须尽快抓获戴藏宜。
“如果放到现在，我们可以动用警犬，或高科技设备搜寻一个人”，毛永江说。那时，这些泥腿子出身的侦察员，身上只有驳壳枪和冲锋枪(见②)。侦察员用了一招——将计就计，他们把缴获的密令牌藏在衣服领子里，一旦遇到戴的手下，就拿出来，潜入对方内部(见③)。
一次，毛永江揣着密令牌，混入一支匪特队伍里，但这一次，还是没见到戴藏宜。毛永江说，和现在的民警走访差不多，那时候，他们常常到田间地头找老百姓要情报，“特务再狡猾再隐蔽，也有露馅的时候，总有蛛丝马迹”。
不久后有村民说，曾在刘家山村看到个奇怪的人，穿得像农民，却在看一份过期的报纸。农民不识字，怎么会看报纸？此人非常可疑。
◎抓捕
时过三更，正是动手良机。崔股长令手下轻轻敲了三下门。“如果敲得很重，对方会怀疑，轻轻地敲，对方就觉得我们是熟人，”毛永江回忆说。
刘家山村背靠一座大山，一旦戴藏宜再逃进山里，抓住他将困难重重。1949年9月8日晚上，崔股长带着一支小分队，悄悄来到刘家山村，包围了戴家仓库。
时过三更，正是动手良机。崔股长令手下轻轻敲了三下门。“如果敲得很重，对方会怀疑，轻轻地敲，对方就觉得我们是熟人，”毛永江回忆说。
“谁？”
“是我，该吃早饭了！”睡眼惺忪的戴藏宜不知天黑天亮，开门，解放军战士和侦察员一涌而入。“戴藏宜被棕绳绑住，押回公安局”，毛永江，这个现在已经抓过不少土匪特务的老公安清楚地记得戴藏宜被抓回来的一幕。
1951年1月30日，江山保安乡召开公审大会，毛永江又看到了从杭州押解回来的戴藏宜。
公审大会后，戴藏宜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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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之死真相
戴笠，原名戴春风，字雨农，1897年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曾担任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号称“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等。1946年3月17日下午 1时13分，戴笠乘坐的专机在南京郊县江宁县的岱山坠毁，机上人员无一幸免。此后，关于戴笠死亡的真正原因一直众说纷纭。1948年，也就是戴笠死后两年，国民党保密局在一份呈送蒋介石的绝密文件中，指控戴笠是被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所谋杀的。
马汉三是军统骨干，长期在北方搞情报工作，因为深得戴笠的信任，所以地位越来越高。不仅担任过兰州工作站站长、宁夏缉私处处长，抗战胜利以后，还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北平站站长。
1946年3月，戴笠来到北平第一监狱，提审了大名鼎鼎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戴笠从川岛芳子的口中，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秘密：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在抗战的时候曾被捕叛变。川岛芳子还说，前不久，马汉三还从她的家中搜走了一把九龙宝剑。这把九龙宝剑本来是军阀孙殿英盗窃慈禧墓时得到的宝物，孙殿英本想通过戴笠把宝剑献给蒋介石，但是由于当时正值战乱，戴笠就托马汉三替他暂时保管，马汉三将其据为己有。1940年，马汉三在张家口活动的时候，被日军逮捕。为了活命，马汉三不仅供出了所有知道的情报，而且献出了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后来，马汉三被日本特务机关秘密释放，重新回到国民党军统工作。在日本投降后，马汉三迅速逮捕了川岛芳子，并从她家的地窖中搜出了九龙宝剑。
不动声色的戴笠从马汉三手中索回九龙宝剑后，并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还故意留下一封信，以示对马汉三的信任。马汉三被死亡的巨大阴影笼罩着。他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1946年3月16日，戴笠由北平去天津，随即转飞青岛。马汉三决定先发制人，干掉戴笠。他找来心腹死党刘玉珠，命其先期赶到青岛，设法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定时炸弹，制造空难事故。
3月17日，戴笠决定上午11时飞往上海。刘玉珠获悉戴笠登机的时间后，立即驱车来到机场，提出要登机检查安全。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身份，因此警卫并没有怀疑他。刘玉珠登上专机后，将一颗高爆定时炸弹放入一个木箱中，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下午1时13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县板桥镇上空时，定时炸弹引爆飞机失控，一头栽到板桥镇以南一座不到200米的小土山岱山的山腰上。飞机坠毁后，起火燃烧，机上人员无一幸免。
1948年6月30日，毛人凤亲赴北平，将马汉三等3人秘密逮捕，以便彻底查清马汉三等人的问题。1948年9月27日，马汉三、刘玉珠被秘密处决。据《华商晨报》
毛永江，1926年出生，今年83岁，原江山县公安局局长，是最早的江山县公安局侦察员之一。以下是他的回忆：
①当时能当警察的，都是成分好的贫下中农。我去报到时，领到了一支牙刷，一盒火柴盒大小的牙粉，一条毛巾，一双橡胶底鞋子。
那时是管吃饭的，我们的工资叫津贴，男的一个月1角8分，大概能买到一斤猪肉加一包土烟，女的稍微多点，因为要买卫生用品等。
我们侦察员穿的都是便衣，是用土布做的褂子，裤子没有拉链什么的，就一根裤带子，衣服分1、2、3号，我穿2号。
被招进来的新警察，没读过书的多，我们一般早上去县里的学习班上一小时文化课，有地理、数学、语文，有时我们有任务出去，就不去上课，回来只能自学。
②我们每个人有两把枪，一把短的一把长的，长的是冲锋枪，放在单位，短的随身带，驳壳枪或“加拿大”枪，还有“快击”枪，“砰砰”可以连发25颗子弹。
睡觉时，枪就放在枕头底下，都上膛的，白天插在裤腰上，我们都不用枪套，因为这样拔枪太慢了。
当时我们有句口号叫“活着干，死了算”。我们很年轻，没日没夜地干，经常要与土匪面对面，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危险，觉得子弹打不进自己身体。
③我们化装侦察时，穿的衣服是有专人保管的，有好几个箱子，各种各样的衣服都有。用完了还得上交，保管员要登记的。
去的地方不同，穿的衣服也不一样，比如去城里戴顶礼帽，到农村就戴破帽子，去上海的衣服款式最时髦。
那种衣服领子很特别，一边有开口的。为什么？这样方便藏密令和密函，密令在我们假扮特务去侦察时，能派上用场。
有次，我去抓土匪头子陈保三时，带着密令(像信一样，上面是空白的)，我就填了个假名字，封自己一个连长，和一个副师长见面，探听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后来，这个土匪头子，被我们在火车站抓到。据《都市快报》
（来源：半岛网-城市信报） [编辑: 俞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