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客能够走得了，我们就安心；旅客能够走得好，我们就满意。”1月30日是春运第一天，上海市副市长沈骏在带队视察铁路上海站时表示，相关部门要做到信息及时发布、公开透明；公务员带头不买特殊票，办一场廉洁春运。(1月31日《东方早报》)
上海市副市长沈骏提出的“公务员带头不买特殊票”，想必会获得许多人的叫好声，原因很简单——买特殊票的人越少，廉洁春运距离民众就越近。
买特殊票的人，在我们身边真实地存在着，而每个人都知道，带头买特殊票的，绝不会是平民百姓；与此相对，有资格带头不买特殊票的人，也不会是草根一族。那么我们自然就很明白：带头买特殊票或者带头不买特殊票，都反映着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在买票的问题上，和普通民众存在着不一样的权利。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问——当我们认为某个群体不应当存在特殊的买票权利时，是应该防范、限制、消灭这种权利，还是应该指望拥有这种权利的人自我约束，“带头”不去使用这种本来就不应当存在的权利？
在买票这个问题上，其实不需要公务员“带头”，公务员把自己当作普通民众就是最佳选择。一些公务员不把自己当作普通民众，管理机构应该做的，是用制度来监督、约束、追究责任。假如将药方定为“公务员带头不买特殊票”，公务员就必然还生活在特殊的土壤上，是否“带头”，“带”怎样的“头”，只能依靠具体当事人的主观意愿。
机关单位需要火车票时，打电话给火车站，火车站敢叫他们自己去窗口排队吗？火车站领导叫售票员留几张票给机关单位，售票员敢对领导表示异议吗？不是火车站、售票员天生骨头软，是我们的制度设计者没有做好保护骨头硬的单位和人的具体工作。
现在上海市副市长沈骏要求公务员带头不买特殊票，笔者虽认为其初衷是好的，但这样的顾虑却无法打消——当某个公务员不愿意带头不买特殊票，而是打电话给火车站要求把票送过来，那么，谁来监督他呢？谁来查处这事呢？查处的依据又将是什么呢？用诸多不确定的东西去约束一个具体的行为，其效果可想而知。
对于买特殊票这种事，需要的不是“带头”，而是将特权连根拔除。对许许多多跟特权有关的“带头”，均应如此。李辉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宋涛]
相关专题：
关注2010年春运
